上海“镇反”运动的全面展开
基于毛泽东3月24日的批复意见，上海方面迅速开展了具体的部署。在这个月末，上海破天荒一次枪毙了91名人犯，几乎是1月份以来处决人犯的两倍。比照北京的经验，上海市政府转而立即着手组织召开了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4月中旬用了7天时间讨论“镇反”的重大意义，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同时并大张旗鼓地组织各区及工厂企业控诉和公审罪大恶极者，报纸上更是连篇累牍地刊登各种报道与文章，揭发控诉恶霸流氓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与特务破坏生产，危害生命的行径，从而很快激起了各行各业人士的强烈愤慨，迅速掀起了“镇反”运动的高潮。
人民代表会议这时一致同意市政府的说法，即上海过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中心，再加上解放前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有计划地布置特务潜伏，各地还有大批反革命分子逃来上海，“因此潜藏在上海的反革命分子的数量是很多的”。由于依据新颁布的《条例》，人们可以将一切土匪、恶霸、流氓，地痞，以及各种帮派会门分子统统纳入“反革命”之列，这就使得各界民众很容易联想到过去恶霸横行，流氓当道的情形，进而自觉地把“镇反”与自己切身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找到具体的斗争对象，并激发起斗争的热情。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无论发言，还是提案，都密切联系上海的实际，强烈要求不要使上海变成恶势力的“防空洞”，因而要求政府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据此，他们纷纷提出，不仅对有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要严厉镇压，就是对历史上有过“反革命”行为者，也要追究惩罚；不仅对有恶行者要治裁，就是对已经坦白登记没有明显劣迹者，也应集中进行思想改造，以确保无虞。[1]就连多少熟悉西方法律观点的前《大公报》主编王芸生，这时也明显地受到形势的影响，慷慨激昂地主张：“我们认为反革命没有‘已遂’‘未遂’之分，只要是反革命，就得严厉镇压。”[2]但是，1951年已经过去近三分之一，而且春天转瞬即去，要完成一年处决近两千人犯，春天处决数百的计划，即使只是从操作的层面，也相当困难了。为此，上海市不得不紧急成立“镇压反革命运动总指挥部”，具体规划和协调全市的“镇反”工作。同时召开人代会协商委员会，邀集相关委员组成“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以弥补审案判案人员不足的问题。并着手酝酿在各单位和里弄等基层组建“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以便动员群众直接参预并便于提供线索。
随后，上海市军管会及其市政府于4月27日晚组织了由军队、警察、干部和工人、学生组成的4445个行动小组，约36000人，于午夜之后在全上海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突击搜捕行动，一举拘押了8000多人。[3]28日晨，各报大张旗鼓地报道了此次逮捕行动，并一致声言：“这些罪犯都是人民切齿痛恨的野兽”，“对于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如不及时逮捕惩治，国家与人民生命财产将要蒙受巨大的损失。”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亦应邀在报上发表言论，对政府“这样重大的措施，竟办得鸡犬不惊”，表示“钦佩”和“拥护”，相信“与其一路哭，何如一家哭”。他们表示，既然有市区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及基层单位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多数人均能陈述意见，故决不致有冤枉的事情发生。[4]28日，上海市当局以市协商委员会名义发出通告，宣布次日即召开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要求全市各机关、工厂、团体、学校，乃至于里弄，均应组织收听实况转播。[5]29日的大会，公审了2名特务（刘宝珊、徐松坚）、4名恶霸（陆杏生、陈阿毛、封企曾、周筱宾）、1名会道门头目（张顺宝），和2名过去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血债的分子（方擎中、任宗炳、），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以身说法，声泪俱下地要求政府帮助他们讨还血债。[6]第二天，上海方面一次性就公开枪毙了285名人犯。[7]尽管上海方面相信：“只要首先把镇压的锋芒，对准为群众所痛恨的匪首、恶霸、及确有证据的特务、会门头子和解放后继续活动的国民党重要党团分子，就不致抓错杀错”[8]，并且组织了市区两级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的主张[9]，将死刑案件都向审查委员会宣读通过。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大规模的结案处刑，特别是处人死刑，仍旧带有极大的冒险性。此前《人民日报》批评上海市法院将近一年时间审理判刑人犯不足140人，平均每月审理判刑仅十一二人。以后市法院和市军管会改变工作态度，尽量“随收随结，及时判决”，最快也不过判决了收案的百分之二百以上，其中更鲜有定案量刑难度较大的死刑案。[10]如今一个多月时间，就判处了380余人死刑[11].此后，据不完全统计，除5月处决人数略少外，6月宣布处决的人数就达到436人，7月更达到624人，8月则为102人，9月为281人，如果再加上这几个月判处死缓、无期、有期和管制的约7000人，其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就更是让人难以置信了。[12]为加速加快判处死刑，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上海市最初采取的是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是暂时将其他案件放在一边，先集中人力审结那些民怨极深，容易定案的死刑案，像29日公审的陆杏生、陈阿毛等人著名恶霸及其帮凶，或已经过数次公审，或其罪行早已整理见报，处理起来自然较为容易；一是大批复审旧案，将过去判得过轻，依现时标准各方早已提出疑问的案件集中起来，对那些原本罪行较重，只因过去考虑到种种原因而被宽大了的分子，这次一概从严改判死刑。对于前一种情况，一般说来不大容易出现错判误判的现象；但就后一种情况而言，其轻重的尺度却不是很容易把握的。
像前述有组织特务武装现行活动的顾震、高鹏程、邱桂成等，这时均被改判死刑。而像前述不服从工会而向资方启衅的金星等，这时也大都被改判了死刑。这其中量刑的尺度就有明显的差异。而随着“大杀几批”的宣传声势已经达到之后，“关”和“管”的数字也要相应跟上，在把容易审结的案件突击审结之后，以后几个月的工作难度之大，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这时上海司法机关能够较为从容地应付这一局面的一个基本原因，自然是《条例》所给予的相当宽松的判案权限了。同一罪行可以量刑的伸缩幅度之大，给了判案人员极大的自由掌握空间。像《条例》第六条有间谍或资敌行为之一者，第七条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有各种情节之一者，第八条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第九条以反革命为目策谋或执行破坏或杀害行为者，第十条以反革命为目有挑拨、煽惑行为者，第十一条以反革命为目偷越国境者，第十三条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凡触犯所列各条以下任何一款，均重可判死刑、死缓或无期，轻可判五年或三年。区分该重该轻的唯一尺度，就掌握在审判机关的手里，全视审判人员认为是“情节重大”还是“情节较轻”了。[13]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完成上级下达的“杀”“关”“管”指标，又要避免在此重大政治斗争关头再受“宽大无边”的批评，保留了相当数量出身成份不好的旧司法人员的上海市法院，这时在掌握《条例》的判案标准上，自然要一概趋严趋重了。[14]在这方面，倒是负责复核的军管会反而做了一些值得肯定的工作。
比如，铁路老工人程阿鸿，曾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这时被人检举还参加过有国民党背景的“正气社”，且上海解放后不满新政权，发牢骚，开快车，有意破坏。再加上本人抗拒登记，市法院据此于4月下旬判处程死刑。对此，军管会终审组复核该案材料时，明确提出疑问：程承认曾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承认解放后不满政府赌气怠工，也承认生气开过快车，但不承认有意破坏，也否认参加过“正气社”。对此，法院都没有充分举证以否定其说法。
从情理看，程为一有近40年工龄的老工人，1946年才加入国民党，政治上并非一贯反动，且历史上亦无恶行。仅以思想反动，故意破坏，发牢骚，抗拒登记即判死刑，似嫌过重。故应“判徒刑十二年，以资改造”。此案最后报到负责政法的潘汉年那里，潘虽认为程不满新政权，赌气怠工，抗拒登记应予重判，但也认为：“死刑不妥”，改判“徒刑廿年”[15].同样的情况，曾任国民党时期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指导组妇女股股长的吴月明，只因曾为国民党上海工会骨干分子，此次又拒不坦白登记，虽无明显劣迹，亦被判处死刑。军管会终审组复核时，也提出了质疑，建议改处十五年。最后经潘汉年批复，同意改判[16].
又如留用警察姚剑秋，因学习结束后听说被派往外勤，心生不满，曾发牢骚，扬言不如回乡转投国民党的游击队，工作分配后即无此表示，更未再动此念头。但法院判决书认定：姚犯“学习后仍不悔悟，反而在一九五0年七月与其同乡陈匪培章联系探询乡间匪特活动情况，策谋还乡投匪，参加武装叛乱，并进行造谣惑众。……应处死刑。”经军管会终审组复核，提出该犯并无具体罪行，“不在可杀与可不杀之间，处死刑更嫌太重，拟改处徒刑十五年。”最终得到改判[17].
再如樊庆林反革命案，其在担任民兵中队长期间破坏法纪，收受贿赂，与地主女儿姘居，以致走漏政府关于登记反动党团特务人员部署的消息，使地主逃逸。后本人因担心被批判，拐骗乡政府自行车一辆逃沪，且私刻公章，企图伪造证件，隐瞒身份。法院认为樊上述行为，罪不容赦，依据《条例》第九条第五款（即“假借军政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名义，伪造公文证件，从事反革命活动者”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五年以上徒刑）及第十三条（即”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处十年以下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十年以上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规定判处死刑。军管会审判组复核时认为量刑过重，理由是根据樊犯罪行，”只能爰依第十三条之规定。其情节并非重大，应判处徒刑七年，以资劳动改造。“此案亦因此得以改判[18].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不仅人们对《条例》所规定罪行的解释与实际判案中的把握，存在着太大的自由度，而且这一时期上海市公安局及法院的审案定案工作确实存在着过于仓促粗放的情况。对于后一种情况，军管会这时甚至曾有文以马阿寿盗匪案为例，委婉地进行过批评。文称：”本案法院刑事判决书写得太差，审讯亦不够周密。主要原因是思想上未将此案反革命匪特性质［予以］重视，仅以一般刑事案件视之。具体如：（一）马犯阿寿与陈犯培章所参加匪特组织部分是否同属“国防部三八六一部队第二总指挥部第五大队”，或系马犯所称“三八六一部队第四支队”，或各自不同？（二）该匪特组织情形如何？陈犯虽系副官，但未追查！（三）马陈两犯参加后就俘前具体情况亦未审讯明白，因而马犯就俘时间只好比照陈犯。（四）马陈同时被俘，同时脱逃，马犯承认参加匪特组织，而陈犯否认马犯参加，何故？追究出来对量刑也有帮助。（五）陈犯登记后有无犯案，无法肯定，因无登记具体时间，仅是一月份中，这一点对量刑尤其重要。（六）因对本案看成刑事案件，一般的，所以对其过去历史罪行未予深刻追究，对质，查问，而着重其抢劫事实。（七）本案尚有其余诸犯均系抢劫，个别私藏枪支，由于审讯中公安局与法院均未着重与反革命匪徒勾结与否之追究，因而无法肯定彼等是否知悉马陈两犯系参加反革命特务武装组织逃亡之匪徒，对量刑方面上就无法从此着手。根据马陈两犯外之诸犯现行罪行，尚不致处死刑，所以可能有的是该处死而未处死的。“[19]
为了尽可能保证判案的准确性，上海市军管会在必须及时完成计划指标的压力下，仍旧坚持走群众路线，即一方面要求审案及复核人员有疑难时务必深入群众中调查取证，另一方面要征求人犯所在单位或所住地区办事处及派出所的意见。这种作法在多数情况下都产生了好的结果，但在当时的体制和特定的形势下，它也并非就是解决疑难案件的良方。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向群众和人犯所在单位调查取证及征求判刑意见的结果，通常得到的都是加重的意见和要求。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军管会一般很难基于法律的观点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往往要牵就或妥协。关于这一点，1950年向骏华、赵振海一案的处理最具典型性。
向骏华原为受中共领导下的“江南人民革命军”的指挥员，失败后入狱。赵振海为失业工人，与人合开茶馆，因与国民党宪兵发生冲突入狱。两人在狱中相识。出狱后，向力图重组“革命军”，拉赵入伙，并劝说赵卖掉开茶馆的房屋，垫支所需各种费用，答应解放后即由中共偿还。解放军攻占上海当日，向即组成4个支队，并派赵为第四支队支队长，负责收缴国民党长宁警察分局枪枝及其国民党溃散官兵武器。3天后，解放军将向所组织的武装解散，并令其交出所缴枪弹。因赵交出枪支与长宁警察分局所报数目不符，致受怀疑并被捕。
后从其家中炉下检查出短枪两支，遂以“地方一霸，结识流氓，擅缴并藏匿枪弹，判刑一年六个月”。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后，军管会两度派员向群众调查，发现居民反映与长宁公安分局说法迴异。居民及船户对赵均印象颇佳，都认为他为人正直，从无劣迹，解放前夕卖掉房子，组织队伍，纯粹是为了迎接解放。而长宁分局被调查的警员则坚持赵“开设茶馆，勾结流氓，收留徒弟，为非作歹，鱼肉人民，在苏州河中山桥私设关卡，向往来船户重征税收，人民怨恨已入骨髓，上海解放该犯被捕，人心称快。”因赵率人接收过长宁警察局的武器，长宁分局这时又有相当数量留用警员，警员因记恨赵而坚持异议也并非全不可能。但军管会对此显然没有坚持继续调查核实，而是附和了长宁分局的意见，认定赵品质不好，不能过分宽大，只同意“将羁押日期折抵刑期外，其余的刑期暂缓执行”了事[20].在“镇反”运动展开后，这样的情况也常有发现。如第一绢纺厂女工陈琴珍，1946年该厂成立工会时当选过常务理事，被人检举后来加入了工人福利会，曾参预开除过女工。解放后不满新政权，散布过谣言。陈否认加入工福会，故抗拒登记，依例应判徒刑。但征求工厂保卫科和军代表意见时，均要求公安局“最好处死刑”。考虑到陈并无死罪，军管会研究后决定判刑12年。
又如做过国民党时期海员工会常务理事，有帮会背景的老海员车德芳，被捕时已过65岁，既掩护过共产党员，也在20年代帮助过国民党迫害过进步工人，考虑到车所犯罪恶已过去十几年，且“对人民少有贡献”，有意“按老年犯罪精神处理，保释管制两年”。但“征求群众意见”时，军管会办案人员得到邑庙分局及其区委的回复意见却是：“该犯在我区坏地位较高，爪牙较多，但其本人矢口否认，因之如判管制则将造成其爪牙邪气嚣张，而使民愤不平。故我们意见应判以五年以上徒刑。”结果，军管会只能照区委会的意见，判处车犯有期徒刑五年[21].再如黄德熙案就是一例。黄为黄埔七期步科生，上海解放之际担任京沪区铁路警务处代处长。因认定国民党已败，遂率所部交警保护机车房上海北站及天目路大厦，不许任何人破坏，并主动向解放军和平缴械，清点移交了其保护下的所有财物。因所部900余人全部遣散，个人亦未得安置，反被羁留审查，家眷来沪难以生活，故径直写信给毛泽东进行申诉，请求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所承诺[22]，允其发挥所长，给予工作。此信被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回上海市委办公厅，办公厅再转回上海铁路局，而铁路局认定警务处有军统组织，故坚持不给黄工作，亦不许其走，非要其交待不可。原因就是黄德熙在上海解放当天集中部队向解放军主动缴械时曾扬言：“我是警务处代理处长，名黄德熙，我已把警务处之枪集中，等待移交。我赶走了特务王兆槐，保护资财完整，我是军校第七期毕业生，军统特务等等。我有罪，要杀，砍我一人之头，其他人概无关系。”但黄咬定只有他一人有军统背景，否认警务处有所谓军统组织。铁路局认为：“这显然是麻痹欺骗我们的鬼话”。黄桀傲不训，铁路局则认定黄不老实，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延至“镇反”运动，黄自然被认定为“反革命罪”而逮捕。不仅如此，铁路公安处更坚持要将黄判处死刑，并坚持要开公审大会就地枪决。对此，市法院当然只能同意，并据此拟就了判决书。上报到军管会，注意到黄这种有特务身份，又态度强硬，且动辄写信上告，影响甚大的人物，军管会也莫可如何，只能批准执行[23].由于对《条例》中条文的解释及其依据条文量刑太过自由，导致各地迅速出现了滥杀的倾向。这种情况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还在1951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接连下令将已经下放到县区一级的批捕权收回到地专一级，将杀人权收回到省级，并要求各地今后“只杀有血债的，有引起群众愤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换言之，今后应当执行死刑者，只应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24].很显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影响到上海的“镇反”运动。由于上海大规模的群众性“镇反”运动开展较晚，如前所述，5月份稍加休整之后，上海市在6、7、8、9四个月里，又重新恢复了大规模宣判以及处决人犯的作法。到1951年底运动基本告一段落之际，上海全年基本完成了原定的“杀”“关”“管”的指标，公开枪毙的人犯达到了1800名以上，公开宣判的人犯则接近10000名[25].
“镇反”之后的新问题
“镇反”运动给上海市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好处，是社会治安环境的全面提升。除了大批直接或潜在地对社会构成危害的恶霸、流氓、地头蛇被作为“反革命”被大部清理以外，由于“镇反”的宣传动员直接深入到单位和居民之中，各阶层民众都被有形无形地组织起来，使政府对社会各阶层的有效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镇反”运动之前，全市有组织的人口仅占三分之一弱，且因公私营的区别，有效组织的程度亦颇有不同。占全市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家属、失学、失业青年，以及其他小生产、独立劳动者和其他无业人员，除了一些街道办事处组织的冬防服务队或清洁卫生小组以外，干脆就没有有形的组织系统加以管理。因为“镇反”，各街道里弄在冬防队的基础上，纷纷建立起了“肃清反革命委员会”，经过各种大会小会的动员、宣传，逐渐形成了直属市区办事处系统的居民委员会制度。到1952年5月，已建立起居民委员会2500多个，遍及全市11000多条街道里弄中的8000多条，管理起了320万人口，基本上将全市散在工、青、妇及各行业组织之外的居民组织和管理了起来[26].这就有效地形成了上海这一新的城市政权组织的完整体系，从而使社会治安条件极大改观，新政权客观上也更加巩固。
但是，客观的形势如此，主观的情形却有所不同。同样以街道里弄为例，治安形势固然前所未有地好，新政权对街道里弄政治隐患的担心却有增无减。原因很简单，基层政权组织虽然建立起来，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街道里弄的社会成份却太过复杂，有问题的嫌疑分子所占比例过大，而里弄居委会的负责人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不可靠分子。有的街道里弄“镇反”比较彻底，有的“镇反”并未达到目的。较好的如据江宁分局延平路派出所辖区，在“镇反”已经完全结束后的1953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辖境内共有10581户，54158人，有大小工厂1740余个，其中工人有16703人，职员1767人，手工业劳动者1352人，小商贩2256人，家庭妇女10420人，学生6256人，店员512人，机关工作人员798人，自由职业者786人，失业工人1841人，资本家735人，无业游民85人，以及儿童等若干人。
在上述人中，除去已经“镇反”处理的人犯不计外，仍有恶霸7人，特务65人，反动会道头子7人，反动党团骨干45人，一般政治性的反动身份1031人，一般社会性问题分子的318人，管制分子22人，共计1495人。整个辖区内政治情况仍旧相当复杂，治安管理任务繁重[27].至于效果不大好的地区，如对恒茂里的调查则显示，该里弄虽然在“镇反”运动中逮捕了19人，枪毙2名，关8名，管制2名，期满释放及保释各1名，未决5名，但尚有五类反坏分子109人，其中有骨干分子31人，有重要调查材料未彻底调查者24人，有一般检举材料未做深入调查者54人。派出所甚至连一张该里弄已处理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都没有，所存材料也是张冠李戴，基层群众颇多不满。影响到该里弄居民委员会的组织，亦严重不纯。自1951年底以来里弄干部104人，已有74人因各种原因被淘汰或清理[28].街道如此，各单位的情况也同样不能让当政者感到满意。
上海是中国城市工人最集中的一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曾经是早年中共的发祥地，就理论上而言，上海应当是身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共产党进入上海之后，也始终对此有所期待。但是，共产党在上海工人当中的影响，主要只是发生在1920年代中期。
此后共产党即被逼出上海，上海绝大多数行业的工人，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人力工人，出于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长期以来受到国民党工会组织，特别是青红帮及其从事工会运动的帮会人士陆京士等人的影响，相当多的工人与之有过联系，甚或参加过他们组织的诸如工人福利会、护工队以及义务警察之类的组织，并从中受益。结果，1949年共产党重新回到上海，在相当一部分行业和工厂中，因为种种原因对新政权不满的“落后工人”的数量相当之大。直到“镇反”运动发动之前，在社会各行业中，谣言最盛之处往往就在工人当中，而出现人为破坏较多的，也主要是在工厂。这种强烈的反差其实已经表明，仅仅指望通过一次“镇反”运动，就想彻底占领工厂，几乎没有可能。
国民党和帮会组织在上海工人当中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据中国搬运工会上海市委员会报告，在其所属范围，自2月至10月，被逮捕的人数达到1173人。[29]另据上海总工会的报告，根据尚不完全的统计，全上海公私营各工厂仅4月27日前后，就被逮捕了6077人。其中有325个基层工会主席或委员，上总及产业工会的机关干部中也有73人被捕。[30]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放到这一年“镇反”运动中被判刑或被管制的万余人犯当中，不难看出工人“反革命”所占的比例有多大。如果再加上手工或商业行业的工人“反革命”，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
那么，是不是把这些人镇压了或判刑管制了，问题就解决了呢？远非如此。被捕和被判刑者，除了个别并无历史问题，却不知天高地厚地往枪口上撞的“楞头青”[31]以外，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把头、工头和恶霸，有的有过劣行，因而民愤较大，有的是帮会分子，群众中反映不一；一类原本就是普通工人，只不过他（她）们过去参加了国民党时期的工会组织，并成为其中的骨干，解放后也还是普通工人，却对新政权颇多不满，且因其工人身份，因而敢于表现。不过，当这些人被逮捕、判刑之后，对于新政权来说，更加危险的显然已经不是他（她）们了，而是另外一些尚未被发现，或尚未暴露出真实面目的隐藏得更深的敌对分子。注意到“杀”“关”“管”的数量有限，还有大批公开的和隐蔽的有政治问题的分子继续生活工作在社会人群当中，新政权不能不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监管形式。这就是建立细致的政治人事档案，以便于严密监控。
还在1951年秋天，有关部门就已经明令各单位要对所属人员从政治上依据危险程度加以分类，并据此建立最初的政治人事档案了。这一作法，无疑是此后日益流行的将人按照“出身”、“成份”、“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划分成“黑五类”或“红五类”的滥觞。
这时的上海乃至全国，尚无后来流行的“黑五类”及“红五类”之说。但视有“历史污点”者为另类，却随着因“镇反”而广泛推行起来的“管制”政策而渐成风气。在这方面，对某些可以被视为“反革命”的分子实施“管制”的办法，多半可以算得上是始作俑者。依据上海市军管会颁布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被管制者是被免除了刑事处分的，但是，他却依旧要被剥夺大部分公民权利。不仅如此，被管制分子还要接受公安机关和周围人的全面监督与看管之下，并随时可以被执行管制机关处以劳动改造或思想教育的惩罚。[32]“镇反”运动期间上海公安局推广的北四川路分局发动群众对管制犯实施管制的经验，就突出强调了“群众专政”的意义。而这种专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使这些被管制分子始终处于政治的高压之下，在普通民众面前低人一等。[33]被管制者多为被逮捕者，凡被逮捕者，在单位、街道和群众看来，早已归为另类，似不足怪。对于那些未被逮捕，也未受管制之处分，但已经派出所定性为恶霸、流氓或反动党团骨干之类的人员，归为另类，理论上也不成问题。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依照建立政治人事档案的要求所做的分类，却大多并不是公开的，而是由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内部掌握的。但它同样具有建另册的性质。被列入这一类档案的人员，事实上也被以另一种“五类”的形式归入了需要内部监管的范畴。
这种“五类”的划分标准大致如下：第一类为只有一般历史问题者，如集体加入过三青团；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因故脱党；或为国民党报纸写过吹捧的文章；或国民政府时期做过官吏。
第二类为一般反动党团成员或仅有一般政治问题者，如个人加入过国民党；或做过童子军教练或总教练；或在国民党、三青团里面担任过并不很高，却较为重要的职务者；或虽无政治身份，但与国民党高层领导人过从甚密者。
第三类为政治历史问题严重，但无现行活动者，如做过国民党或汪伪政权时期的校长、教导主任；或本人虽无明显问题，却有兄弟被杀，或有叔侄外逃港台者。
第四类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可能有现行活动者。
第五类为有血债或现行活动者。[34]
上述五类人大概在上海占有多大一个比例呢？对此，目前并无全面系统的统计数字可以参照，但以青年团上海市工委1952年1月的统计，和上海1951年全年“杀”“关”“管”的数字做一个大体的比较，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眉目来的。根据这一统计报表，已知1951年内全市坦白登记的团员总数为3375人，被捕者不过207人。[35]假如根据这样一个比例，可知全市有历史问题者至少会是已经被“杀”“关”“管”的人数的16倍以上。[36]这16倍具体到各单位又会是怎样一个情况呢？以上海当时各大报纸的内部统计资料，我们或许可以获得一个大致的概念。
（上表系由《上海市各大报编辑人员情况统计表》和《上海市新闻界经理工作员情况表》缩略合并而成。[37]）
上述被列为有问题者的比例之高，已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了。而事情显然还不止于此。其实，从“镇反”运动开始，就反映出一个注定会让当政者难以接受的现象，即“反革命”抓不胜抓，有嫌疑者层出不穷。据1951年市郊大场区大规模“镇反”发动前，和大规模“镇反”发动后两个时段的统计，第一个阶段是自坦白登记后的2月下旬至大规模逮捕的4月27日，全区5个乡一个特别区合计检举反革命213人，区委认可并主张判刑或管制者为200人，除极个别外，能够认定的罪名，几乎全为历史问题。第二个阶段是4月27日大逮捕之后，从6月15日至7月30日之间的一个统计，它反映出群众受运动鼓舞，进一步又检举出本区的“反革命分子”272人，其他区的“反革命分子”34人，连同检举人不能指出具体住址的“反革命分子”74人，总共又检举出“反革命分子”380人。同样能够认定的罪名，几乎也全为历史问题。[38]“镇反”运动中如此，“镇反”过后，情况依旧如此。1951年秋天之后，紧接着又发生了“三反”和“五反”运动，接下来1952年又发生了思想改造运动。几乎每一个运动都会进一步交待或检举出更多新的隐瞒了历史问题的分子。以思想改造运动期间上海三所重点学校新交待出历史问题的情况统计为例，即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见下表：[39]
不难看出，在经历了坦白登记、“镇反”、“三反”、“五反”历次政治运动之后，这三个学校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新发现的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分子的人数，甚至比坦白登记和“镇反”运动所发现的还要多，这种情况势必会使“镇反”运动的发动者倍受刺激。
事实上，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是，经历过的政治运动越多，运动中所认定的有各种问题的人也就越多，结果是“历史问题”所牵涉的范围也就越大，各单位和各街道里弄必须要面对的可能具有危害性的嫌疑分子及其家属的人数也就越多。这种恶性循环几乎不可避免，它不仅会导致社会内部政治分野被人为地扩大化，而且势必要促使当政者头脑中敌情观念越绷越紧。
仅以邑庙中心小学的情况为例，到1952年才不过刚刚经历了几个运动，全校71名教员、职员和工人就已经全部被列入到问题档案之中了。据相关统计，按照前述五类分子排列，该校第一类型共48人，占全校人数67％。第二类型共7人，占全校人数10％。第三类型共10人，占全校人数14％。第四类型共2人，占全校人数3％。第五类型共4人，占全校人数6％。[40]相对单纯的学校情况尚且如此，与社会底层密切溶为一体的许多工厂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这里仅以永安印染厂为例。全场数百名工人和职员中间，有中共党员37人，候补党员8人，团员29人。除中共党员之外，包括团员在内，绝大多数亦都被归入了五类分子的行列。
究竟什么样的人属于不能信任或需要警惕的五类分子呢？我们不妨从该厂人员政治背景统计表中抽出两个科室（庶务科和丝光科）的人员情况，具体地了解一二。
如上表所列，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按照新政权阶级分析的思路和它的政治标准，上海的敌情绝不会因为一次“镇反”运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也是为什么，当1955年“胡风集团”的问题发生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会迅速敏感地把它与“反革命”联系在一起，进而据此再度发起了新一轮的“肃清反革命”的群众运动。
[1]《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进行传达工作的通知》（1951年4月18日），上档L1/1/17/52；《提案》，上档L1/1/17/60.
[2]《新闻界代表王芸生发言》，《文汇报》1951年4月17日二版。
[3]转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1－332页。
[4]应邀请发表感想者有刘鸿生、胡厥文、吴蕴初、王芸生、徐永祚、谢仁冰、吴艺五、陈仁炳、顾执中、金学成、傅于琛、何萼梅、吴藻溪等。《人民政府逮捕大批反革命分子各界人士同声表示拥护》，《解放日报》1951年4月29日二版。
[5]《进一步巩固上海革命秩序，市公安局接受人民要求，昨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群众运动，市协商委员会今发出重要通知，明召开市区两级代表联席会议，并公审一批反革命分子，届时广播实况》，《文汇报》1951年4月28日一版。
[6]《区代表万人集会逸园，昨公审反革命分子》，《文汇报》1951年4月30日一版。
[7]《市军管会接受人民要求，处决反革命首恶二八五名》，《文汇报》1951年5月1日一版。
[8]前引《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的补充指示》（1951年2月7日）。
[9]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951年2月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127页。
[10]前引《解放日报》1950年11月9日二版。文称从当年5月到11月初，仅判29例死刑，47％为5－15年徒刑，余多为短期徒刑。
[11]报载，上海市3月27日执行处决91人，4月4日执行处决6人，4月30日执行处决285人，总计处决382人。
[12]这一时期出于宣传和动员的需要，凡因“反革命罪”而判刑者，均大张旗鼓地用布告形式公示，并刊登于报纸上。已知连同处死刑的人犯加在一起，6月共判处两批1145人，7月共判12批3069人，8月共判处7批2763人，9月共判处5批1384人。分别见5－9月的《解放日报》，恕不一一注明日期。
[13]同前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14]据报，《条例》公布后上海市法院用了一个半月时间进行学习，清算了超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仁慈”观点，批判了“宽大无边”的倾向和伪六法全书观点，深感过去处理案件中轻刑主义是严重的，在“已遂”、“未遂”、“意图”、“阴谋”上太过推敲，以“尚未形成实际危害”为由免除“反革命分子”一死，不是从人民利益和反革命的犯罪危害性出发，更是由于多数旧人员受旧司法薰染，出身地主和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原因在作怪。《市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通过学习批判宽大无边偏向》，《解放日报》1951年5月7日三版。
[15]《程阿鸿反革命案决定书稿》（1951年5月），上档B1/2/1059/16.
[16]《潜伏匪特吴月明案决定书稿》（1951年5月），上档B1/2/1060/63.
[17]《姚剑秋反革命案决定书稿》（1951年5月），上档B1/2/1052/55-58.
[18]《樊庆林反革命案决定书稿》（1951年7月），上档B1/2/1053/21.
[19]《对于马阿寿等盗匪及反革命案的审理意见》（1951年5月17日），上档B1/2/1061/85－87.
[20]《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书》（1950年1月）；《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复核稿》（1950年1月30日），上档B1/2/937/1-23.
[21]《工特车德芳决定书稿》（1951年10月20日），上档B1/2/1263/43-49.
[22]《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1949年4月25日）由毛泽东和朱德联名签署，明确承诺：凡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命接收处理的国民党负责人员，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见《解放日报》1949年6月1日一版。
[23]《黄德熙上毛主席函》（1950年11月21日）；《公安局报告》（1950年12月9日；12月26日）；《上海市人民法院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函》（1951年5月17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复函》（1951年5月18日），上档B1/2/1052/80－102.
[24]《将捕杀批准权分别收回到地专和省级》（1951年5月7日），《共和国走过的路》，第245页；《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256页。
[25]此一数字系作者对《解放日报》1951年公布数字所做的不完整的统计。
[26]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街道里弄居民组织工作情况》（1952年6月），上档B168/1/760/110-111.
[27]《江宁分局延平路派出所工作调查》（1953年），上档A6/2/68/50.
[28]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治法律会处编印：《本市区以下基层组织调查材料汇编》（1953年9月），上档A6/2/68/19－22.
[29]《中国搬运工会上海市委员会为检送反革命罪犯名册及请将没收罪犯财产拨交本会以便展开劳保福利工作等情的报告及批复》（1951年10月26日），上档1/2/1304/4-5.
[30]《上海工人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总结报告》（1951年7月），上档C1/1/28/12.
[31]如有一位青年工人被判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公开扬言“我要是特务，我就不去登记”，进而被认定他与工厂厕所中的一条反动标语有关。
[32]《上海市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1951年7月2日），上档323/1/320/1－2.
[33]《上海市公安局第一0二一四号通报》（1951年7月7日），上档B1/2/1335/5－6.通报介绍了派出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对费礼康实施管制的热烈场景。称会上费俯首坦白，仍不断被群众驳斥，散会后就连儿童也成群围着费犯唱“镇压反革命”的歌曲，群众路上更是围拥着费犯，对其指手划脚。
[34]《南模教职员政治情况分类表》（1952年6月），上档B105/5/697/18，38－44，56－57.
[35]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组织部：《团内曾参加反动党派及社团组织者坦白及处理情况统计表》（1952年1月），上档C21/2/176/1－53.
[36]事实上1951年在上海“镇反”运动中被“杀”“关”“管”的数字并不就是当年被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的人犯的数字，至1952年1月时仍在关押中而未被处置者尚有相当人数。
[37]《上海市各大报纸编辑部人员情况统计表》；《上海新闻界经理工作人员情况表》，上档A22/2/1543/42－43.
[38]大场公安分局：《大场区反革命案件处理情况一览表》（1951年12月20日－4月27日）；大场公安分局：《大场区检举案件处理一览表》（1951年6月15日－7月30日），上档A71/2/95/97-138.
[39]《三重点学校思想改造运动中交待出政治问题人数统计表》（1952年7月），B105/5/699/7.
[40]《邑庙区中心小学政治情况材料》（1951年6月16日），B105/5/699/56.
[41]《上海永安印染厂职工参加反动组织情况表》（1953年），上档，C197/2/107/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