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黎平被指系内蒙古前高官女婿 3层500平豪宅曝光(图)
[p=22, null, left][float=left]2015年04月04日 00:31
来源：环球人物 作者：肖莹[/float][/p][float=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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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黎平
赵黎平的住处之一，位于呼和浩特市西郊大青山脚下。（《环球人物》记者姜琨 郑心仪摄）
原标题：“百虎”赵黎平杀人真相
人物简介：赵黎平，1951年生。1976年2月进入公安系统，成为侦查员，此后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处长，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厅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等职。2015年3月25日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批准逮捕。
3月20日，曾任自治区公安厅厅长的赵黎平在赤峰市上演了一出亡命追杀的戏码。两声枪响之后，他为自己“抢”下两个名头——十八大后落马的第一百只“老虎”、新中国成立后首个亲手杀人的省部级官员。赵黎平或许从未想过，自己会在退休两年后，以这样耸人听闻的方式重回公众视野。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郊大青山脚下，靠近内蒙古公安厅反恐培训基地的地方，有一个名为益都嘉苑的小区。小区里只有三栋五层的黄色居民楼，看上去并不起眼。3月23日，《环球人物》记者来到这里，透过门牌号为102的院门门缝向里看，院里只有几株皱巴巴的葫芦藤。据知情人士介绍，这套3层共500多平方米的复式住宅，正是内蒙古自治区原政协副主席赵黎平的住处之一。
3月20日，曾任自治区公安厅厅长的赵黎平在赤峰市上演了一出亡命追杀的戏码。两声枪响之后，他为自己“抢”下两个名头——十八大后落马的第一百只“老虎”、新中国成立后首个亲手杀人的省部级官员。赵黎平或许从未想过，自己会在退休两年后，以这样耸人听闻的方式重回公众视野。
赤峰犯下命案
3月20日晚，赤峰市205省道桥北街道，一名身中两枪的女子拦下一辆白色轿车，拼命逃亡。赵黎平则驾驶一辆蒙K牌照的黑色奥迪疾速追赶。途中，该女子拨通110报警，称“赵黎平要杀我”，之后便匆匆挂掉电话。接警后，警方着手设卡追捕。
当晚21时30分左右，两辆车先后驶入赤峰市百合新城南区。白色轿车停下后，赵黎平冲出奥迪，举枪射中女子头部，随即将尸体拖入后备箱，飞速驶出小区。他一路狂驰，来到赤峰市松山区被称为大牛圈的山坡上，将女子焚尸并掩埋在坡底一处建筑垃圾填埋场。据山上一户村民家的监控录像显示，案发前10个小时，赵黎平曾驾车来到这里考察路况和整体环境。
赤峰市松山区大牛圈山，路的尽头就是赵黎平焚尸并掩埋的地点。（《环球人物》记者姜琨郑心仪摄）
谨慎的踩点并没能帮赵黎平逃脱法网。3月21日凌晨，驾车逃到克什克腾旗的赵黎平被赤峰警方抓获，车上有一把手枪。警方随后在205省道附近起获其扔掉的死者的充电器、包、带血的汽车坐垫，赵作案时使用的铁锹、斧子和两把手枪，又从其呼市的家中搜出两把手枪。
据了解，被害人李某某1988年生于赤峰市翁牛特旗，是赵黎平“关系较为亲密的女友”。至于被杀原因，内蒙古自治区一位退休高级检察官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提出自己的看法：“赵黎平感到自己可能不安全后，曾以任公安厅厅长期间掌握的把柄作威胁，寻求其他官员的保护，这些证据就保管在李某某那里。她没有按赵的要求交出证据，赵黎平这才起了杀心。”
《环球人物》记者了解到，李某某生前曾经营服装生意，店铺位于赤峰市红山区新华路步行街的航宇商厦。3月25日，记者来到这里时，发现店内服装和其他摆设早已被撤，空荡的店面里只有几个面无表情的塑料模特伫立着。见到有陌生人探访，正在一旁闲聊的几个人使了使眼色，立即中止了讨论的话题。面对《环球人物》记者的询问，一位姑娘模式化地回答：“没打过交道，和她不熟。”一位自称商场管理者的女士则劝记者：“把拍的照片删了吧。”
在李某某生前居住的百合新城南区，过往居民看见拦起的警戒线总会指指点点，而后快速走过。据小区商贩介绍，案发后，警车一直停在李某某家楼道口值守。另有小区居民透露，3月25日凌晨，曾看到警察带着赵黎平到17号楼西侧指认现场。
被赵黎平枪杀的李某某的家，位于赤峰市百合新城南区17号楼。（《环球人物》记者姜琨郑心仪摄）
曾经的“公安一号”
“不应该啊，老赵犯这种错误，实在是太不应该了。”这是《环球人物》记者走访内蒙古公安厅相关人士时听到最多的感慨。在他们看来，持枪杀人并抛尸荒野的做法实在不像工作了30多年的老警察能干出来的事，也和他们平时所认识的这位厅长的所作所为大相径庭。
据公开资料显示，赵黎平出生于1951年8月，未满18岁就到吉林通辽插队，后当过印刷工人。1972年，赵黎平进入哲里木盟公安处成为一名侦查员，此后一路升迁。1990年，他调至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历任刑侦处副处长、处长，公安厅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副厅长等职，2005年擢升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厅长。有知情人士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作为内蒙古一位前高官的女婿，赵黎平有背景又有能力，能一路升迁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主理内蒙古警界的7年中，这位曾经的“公安一号”留下了不少印记：2005年，赵黎平提出打击刑事犯罪“速决战”概念，即难度小的一周内破案，难度中等的两周内破案，难度大的四周内破案；2009年，他高调介绍“草原110”机制，即借助无线电通信系统，把对讲机配备到每个牧民家庭，24小时开机，随时有事随时呼叫；2012年初，他着力打造内蒙古警队快速反应能力，规定报警电话等待时间最长不能超过30秒，出警时限则是“城区5分钟、城郊10分钟、农村牧区尽快到达”……一系列举措，都是赵黎平晋级的资本。
曾在内蒙古公安厅任职的张甲（化名），与赵黎平有过工作上的接触。谈及这位曾经的老领导，张甲说：“他是公安厅的老人了，为人挺好，不傲气。实实在在地讲，这个人很有才，做事也很稳妥。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一位接近公安厅的人士回忆，赵黎平口才很好，“讲话非常有煽动性”，能说到人心坎里去，让手下的人心甘情愿为他卖命。他给《环球人物》记者举了个例子：“他（赵黎平）2012年卸任时，给公安厅的工作人员做了最后一次讲话。没多大官腔，就是作为一个工作了很多年的老警察。他当厅长7年，不少人都是在他当领导的时候成长起来的，听着他的讲话都有些舍不得。他说完后，全体公安厅的人都自觉地站起来给他鼓掌，鼓了好几分钟。”
2010年5月，赵黎平升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2012年2月，他补选为自治区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副主席，同年7月因换届和到龄被免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公安厅厅长职务，次年11月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任上退休。退休后，他在公安厅游泳馆的二层保留了一间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实际上就是工作室。他喜欢写写画画，有时会找朋友来一起看看书法什么的。”上述消息人士对记者说，案发后，不止这个办公室被查封，赵黎平的司机也倒霉了。“这两天就有同事对他司机说，‘做好准备接受调查吧。’”
赵黎平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涉猎较广，著有长篇小说《大司马传奇》、诗集《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及杂文集《中国谋略家箴言》等多部作品。其中，杂文集《大梦谁先觉》曾获1995年内蒙古“五个一”工程图书奖。
和在公安厅苦心经营的谦和形象不同，与内蒙古当地的作家接触时，赵黎平总是有意无意地显露自己的官员气派，将自己和其他作家区别开。一位曾与他有过接触的内蒙古作家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赵黎平在作协开会时总是趾高气扬的，对我们爱搭不理，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看上去是挺傲慢的一个人。”但退休后，他的态度就转变了，“他刚退下来那一阵，情绪挺低落的，开会也没什么精神。再后来，他见了我们也开始点头、笑一笑、握个手，有时他还能主动和我们聊一会儿天。”
多个负面事件都有他的影子
担任内蒙古公安厅厅长的7年间，赵黎平也曾卷进一系列负面事件，但仕途似乎并未受到什么影响。
在有关对赵黎平的举报中，流传最广的一个来自“万里购林客户”。2007年，“万里大造林”被定性为“以团伙传销形式实施非法经营活动”，时任内蒙古公安厅厅长的赵黎平接手了当地相关善后工作。4年后，一封由“万里购林客户”联名的举报信通过网络传播开来。信中称，正是赵黎平4年来的“种种异常表现”，让他们决心举报。
《环球人物》记者注意到，这封举报信直指赵黎平暗箱操作假拍卖，资产严重流失，长时间、大范围设备损毁，涉嫌非法挪用被冻结的管护资金等四大“违法事实”，称其为竭力掩盖自己的一系列违法违纪行为，“利用手中的权力，‘谎报军情’、欺上瞒下，指挥操纵内蒙古公安系统及所谓的‘资产管理人’对善后工作施加干扰，设置阻力，甚至不惜动用警力拘捕阻截依法上访的万里客户，怂恿并暗中操纵对林业资产的‘假评估’……”
《环球人物》记者就“万里大造林”与赵黎平的关系询问多位内蒙古公安系统内部人员，他们均表示不愿多谈。前述退休高级检察官则告诉记者，自己在追查“万里大造林”时，曾有领导以“水太深”为由劝他别管了。
另一个重被提起的案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呼格案”。2005年，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称1996年“4·9”女尸案真凶正是自己，而非已被执行死刑的呼格吉勒图。那一年，赵黎平刚刚履新自治区公安厅厅长。
面对新的证据，检方、法院本打算重启呼格案再审，却遭到来自公安机关的重重阻力。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当年“破获”呼格案的“第一功臣”冯志明非但没有受到调查，反而从赛罕区公安分局局长一路升迁成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2014年底，冯志明才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带走调查，而此时赵黎平已经退休。虽然目前尚无证据显示二者之间有何联系，但有分析认为，“如果没有赵黎平的同意，冯志明能不断带病提拔吗？”
还有已持续发酵5年的“杜文公款送礼案”。有消息人士透漏，2015年初，内蒙古公安系统就传出“赵黎平将被调查”的消息，被调查的原因之一，应该就是由内蒙古法制办法律顾问室原副主任杜文贪污案牵出的、涉及130万元的单位贿赂案，
2007年，为解决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深圳一块土地的纠纷，自治区政府指派杜文等人协调此事，并向自治区财政厅暂借2200万元的专项经费。2012年8月，杜文以贪污罪一审被判15年。2014年末，呼和浩特中级人民法院开庭重审此案。庭审中，杜文一改此前“送礼去向打死不能说”的严密口风，首次供述称，2010年3月末，时任内蒙古公安厅厅长的赵黎平以看好一尊铜鼎，需购买后用于向北京送礼为由，从自己手中拿走130万元。
据媒体公布的庭审笔录显示，杜文向检察官详细介绍了送这笔钱的过程：接到赵黎平的电话后，他从家里拿了130万元，在省交通厅旁交给赵黎平。赵还防范他是否携带录音设备，并叮嘱他跟别人不要说送了，也不要说不送。
赵黎平还被指“染指多项工程”。其中一项工程是自治区看守所和安康医院改建项目。据媒体报道，原本4542万元的立项建设费用，最终决算时却变成了1.2亿元。看守所改建，每平方米花费近万元，建成后却因为监控设施、建造布局达不到公安部的统一标准不能投入使用，只能再次投入近千万元改造。种种细节，让人们对赵黎平产生了诸多猜疑。此外，公安厅游泳馆、禁毒基地和2010年西门宿舍拆迁等工程也都由赵黎平批复建设。
赵黎平被批准逮捕后，有关他的种种负面消息仍不断被翻出来。但他到底还犯了多少事？其落马又能揭开多少腐败黑幕？这一切，还都是未知数。（《环球人物》记者姜琨郑心仪）
专家解读“百虎”腐败路径
退休前手上有权、退休后兜里有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亲手杀人的省部级官员……一系列因素，让赵黎平成为落马“百虎”中最特殊的一个。该案案发后，不少媒体手握大数据分析“百虎”的构成，从年龄分布到地域省市，从职位高低到腐败形式，不一而足。但在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看来，“如果挖到根上，腐败的根源还是权力不受约束、权力失控。”
退休前手上有权、退休后兜里有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亲手杀人的省部级官员……一系列因素，让赵黎平成为落马“百虎”中最特殊的一个。该案案发后，不少媒体手握大数据分析“百虎”的构成，从年龄分布到地域省市，从职位高低到腐败形式，不一而足。但在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看来，“如果挖到根上，腐败的根源还是权力不受约束、权力失控。”
以目前已经落马的“百虎”为例，几乎每一个都牵涉到“权力失控”的问题，在“军老虎”身上则表现得尤为明显。王长江分析说：“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腐败分子往往会利用这种绝对领导，使自己凌驾于一些政策之上，不受任何管制。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权力失控，程度只会更为严重。”
从腐败路径来看，“百虎”中最突出的是山头腐败，目前查处的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4个副国级“大老虎”都与此有关。“所谓山头腐败，就是在体制存在一定漏洞，或政治运行不科学的情况下，一些人为着共同的利益聚合到一起。”王长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因为权力是自上而下授受的，大家肯定朝着有资源的地方集中，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腐败的团伙。”
山头腐败之下，则可分为家族式腐败和集团式腐败两种结盟方式。“前者是基于血缘产生的自然信任。当一个人竭力靠近权力中心，同在官场的家族成员朝着共同的家族利益‘使劲’，会让他产生一种安全感。至于后者，少了‘家族内多人为官’的前提，只能更多地依靠朋友等非血缘关系结成联盟，我们通常所说的行业腐败、结党营私等就属于这一类。”王长江说。
也有形式上比较个例的，如仇和等明星官员的腐败。“对待权力，有的人怕出问题，做起事来容易束手束脚；有的人则相对大胆，愿意大刀阔斧地去做事。但由于某些权力的界限不清晰，一些官员在大刀阔斧做事的同时，会越过权力的边界，至少会在权力的边界上行走。如此一来，最能干的人，也就成了最容易被腐蚀的人。”王长江认为，必须下大力气改革，为愿意干实事的官员提供足够良好的政治环境，也从体制上堵住腐败漏洞。
王长江在不同场合表示，看住权力才是堵漏的根本。“目前，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让更多眼睛通过更多渠道进行监督，比如政党监督、媒体监督、公民监督……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后，很多国家的监督手段已经十分丰富和健全，但即便将它们全部用上，腐败也只是‘得到有效遏制’，远没有被根治。更别说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权力的约束分为上对下的约束，下对上的约束，以及权力的横向约束，非权力对权力的约束，等等。”王长江认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反腐还是初步的，处在由治标（震慑打虎）向治本（制度反腐）演变的过程中。“现在一谈到对权力的约束，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上对下的约束，如加强垂直领导、派驻巡视组等，这是我们最轻车熟路的，力度也是最大、最有效的。从下而上的约束呢？横向的约束呢？不能说没有，但与从上往下的约束相比，就是一种‘跛脚’状态，还差得很远。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真正将权力约束起来，形成制度反腐。”
因“老虎”落马频率不降反升，有人担心，一旦反腐过头，可能伤及经济发展，甚至影响政治稳定。王长江对此极不认同。“腐败最大的危害是对规则的破坏。短时间内，加大反腐力度可能会使市场或权力体制出现某些真空，但我们要相信，市场和权力体制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巨大的，这个真空很快会被很健康地填充。如果因为这点风险就对反腐收手，等于是长着一颗毒瘤，迟早会出大事。”（《环球人物》记者 肖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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