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批退役特种兵海外当保镖 ”雪豹“在列

监狱警察 2015-4-16 1229


[float=left][/float]
[float=right]
[float=right]扫描到手机[/float]
[/float]

[float=left][float=left]2015-04-16 13:54:52[/float]
[float=left]来源:南方周末[/float]
[/float]
[float=right][/float]




1

原文配图:伊拉克某中资企业项目营地的安保小组,持枪的是当地石油警察,站在中间没有武器的是中国保镖。中国安保公司出于各种考虑,基本不让中方安保人员持枪。 [保存到相册]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正在“走出去”,包括地球上最危险的角落。与炸弹、地雷、枪炮相伴,谁来保障企业安全?民间如何参与构筑中国的海外安保体系?
  南方周末记者历时半年,跟踪调查多家中国安保机构,采访近十位海外安保人员,这份“中国安保海外生存报告”,将带你走近这一与死亡对话的特殊职业。
  中国1个人负责20万人次的领保工作;美国这一比例为1∶5000左右。“这个空白需由非政府机构提供的安全服务来填补。”
  中国安保企业“多、小、散”,面临国内法律限制,缺乏必要的政府扶助。连中资企业也倾向于雇用西方安保:他们可以持枪。
  这几天,得知5月份儿子要重返战火纷飞的伊拉克,田成的爸妈“扣下”了他的护照,并安排了一连串的相亲。田成属羊,二老希望他在本命年把终身大事办了。
  90后小伙儿田成留着板寸,发达的胸肌将T恤紧紧绷起,这和他的职业很搭。过去的一年里,田成两次赴伊拉克,身份是中资企业的安保。
  “今年怕是出不去了。”此刻,他坐在老家甘肃天水的一处健身俱乐部一筹莫展,原本盘算着去伊拉克,或者去一趟安哥拉。
  地处非洲大陆西南一隅的安哥拉,刚从27年内战泥淖中爬起,满目疮痍,动荡不安。2014年12月,3位中国公民在安哥拉首都住处遭劫杀,在那里经商的中国人说,“抢劫的很多,几乎每天都有。”
  即使这样,田成依然想去。风险高,意味着薪水就高,一年下来,安哥拉的安保收入比伊拉克多上好几万元。这个号称“南部非洲聚宝盆”的国家,盛产石油和钻石,还蕴藏着可观数量的铜、锰、铁矿,已吸引62家中资企业到此投资。
  “干我们这行,越多海外经历越吃香。”说这话时,田成想起半年前,他在伊拉克差点命丧枪口。
  首要任务是保命
  2014年10月初的一天,伊拉克某项目营地。空气一如往常闷热,田成却感到神清气爽——项目完工了。
  中国员工已基本回国,营地里仅剩几个当地的石油警察,两个中国安保和几名中方负责人。只要监督搬家公司把集装箱房子悉数拆下,装车运回主营地,他的工作就圆满完成。
  上午十点左右,田成突然听到大门外一阵吵闹声,他迅速跳上两米高的土墙。糟了,铁丝网被撬开一道口子,六七十个当地村民扛着枪,正挨个往里钻,有的已跃过深两米宽三米的壕沟,往营地逼近。
  “咔哒”,只听脚下传来子弹上膛的声音,田成低头寻去,墙角下,三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
  田成认得其中几个面孔。
  不久前,得知项目即将完工,该村酋长要求中方把设备和厂房留下,遭拒后愤然离去。不曾想他们选在营地最薄弱的时候偷袭。
  这是一块有标准四道防线的营地,由外向内依次是铁丝网-壕沟-土墙-T形墙。铁丝网外围安有十几个摄像头;壕沟里平日盛满水,以防止歹徒挖地道进入;再往里,是土墙,及供石油警察和当地安保巡逻的土路;最里头乃营地的最后一道防线——3米高的梯墙,由一块块厚约50公分的水泥结构拼起来,一个营地通常由数百块这样的结构拱卫而成。
  因撤离接近尾声,摄像头被取下,壕沟里的水也抽干,外墙亦没有石油警察巡逻,想到这,田成有些懊悔。
  但在枪口下已没有太多选择,他本能地做了个靠边站的动作。村民们开始往里冲,把空调从集装箱房上强行卸下带走,有俩人为一个空调起了争执。一旁的石油警察和当地安保眼红了,竟把枪丢下,加入抢的行列。田成呆呆看着他们在二十分钟内搜刮一空,哭笑不得。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访问的安保人员中,十之八九赶上过营地遭袭。多数时候,他们只能“给钱消灾”,而非像电影里和劫匪展开激烈的枪战。
  这群时刻行走在危险边缘的人,首要任务,是保中国员工的命。
  伟之杰安保公司总裁者美杰直言,“对海外安保人员进行培训时,部队那一套垂直打击在实际中根本用不上。”
  话虽如此,包括伟之杰、华信中安、德威、华威等多家开设海外安保业务的中国企业,却都把能上战场的“退役特种兵”视作金字招牌。华威保安集团对外称,其成立的海外服务中心由训练有素的退役特种兵、特警、防暴队员等组成。
  “他们来自番号隐秘的特战部队,实战经验丰富。解放军某军区‘天狼’突击队、武警‘雪豹’突击队、武警新疆总队‘天鹰’突击队……”中国保镖协会副会长张东方自己就曾是兰州军区特种兵。“90后”的田成,退伍前也曾在武警新疆总队反恐大队服役。
  某安保企业安全顾问李新曾在北京军区特种部队担任代理排长5年,能说能打。2009年踏入这个行当才两个月,他即被派往苏丹。这个拥有几十股叛军的高危国度,一个小事件就可能引爆战争,而中国企业的石油作业区,分布在南北苏丹之间最不安定的地段。
  2012年,南北苏丹战乱,中石油二百多名员工需要紧急撤离油区黑格里格。但机票一票难求,平时一万美元的包机,此时三万美元也租不到。李新指挥员工准备撤离应急包,对讲机24小时开机,逃亡的吉普车油加满以待。当包机成功消息来到,不过十分钟,整个油区不同作业单位人员集合完毕。“飞机前脚刚起飞,炮弹后脚就落下来了。”
  一周后,南苏丹军队撤离黑格里格,李新再次奉命陪同中石油高层去油田勘查受损情况。在一段两公里的必经路上,叛军埋下的地雷还未排除。这块被南苏丹毁坏殆尽的油田,至今未能全部复产,直接损失至少30亿美元。
  也正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像李新这样的“退役特种兵”,开始跟随中石油等大型国企挺进高风险的海外市场。
  中石油雇用英国安保
  2004年是个分水岭。
  在这之前,中国海外安保市场几近空白,而中国企业正以更快的步伐走向海外,包括中东、非洲、东南亚和拉美等高风险地区。
  这一年,针对海外中国人的恐怖袭击首次出现。6月,11名在阿富汗的中国工人,睡梦中遭武装分子机枪扫射后身亡。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首次提出了海外利益的概念,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司正式运行。
  从实际经验来看,国家力量的效率可圈可点。2008年以来,中国从各种突发性事件中,先后安全撤回5万余名中国公民。
  但随着中国海外资产的盘子越来越大,从政府和外交层面施展海外保护的单一手段愈发捉襟见肘。
  2015年4月12日,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领保中心主任翟雷鸣向媒体坦言,中国目前领保工作人力吃紧,“每个人要负责20万人次的领保工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受理过如此庞大的工作。”美国这一比例为1:5000左右,日本则大约是1∶1.2万。
  “这个市场空白需由非政府机构提供的安全服务来填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说。
  2009年,索马里海盗猖獗一时,中国籍船只不堪其扰。中国为此曾计划设立“交通运输部海上护卫中心”,拟在军、警、内卫之外,建立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敏感刺激的第四种力量,为中国船只提供安全服务。
  彼时,安保公司是最佳选择。可惜,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设立保安服务公司,中国就此作罢。
  不曾想,英国人占去了先机。此后两年,印度洋海上武装护航这块“肥肉”,被英国安保公司独享。
  直到2012年,一个名叫华信中安的中国民营安保企业改写了历史,为本国船只提供海上武装护卫服务。
  相比近千家公司年产值超百亿元的国内安保市场规模,十几家“走出去”的安保企业在国际市场踽踽独行。
  伟之杰安保公司总裁助理费明介绍,目前,中国安保企业多数以百人规模成建制地在海外拓展,部分在海外建立了分公司或办事处。
  “大量是安全执行层面。”伟之杰安保公司总裁者美杰说,能提供安全咨询和管理为主的高端安保公司数量非常少,与中国海外企业的需求不匹配。
  如今伊拉克战火再燃,中国在伊业务却有增无减。商务部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在伊新签承包工程合同52.5亿美元,同比增长近5成,当年派出各类劳务人员逾万人。美军抽身离去,留下安保真空的危险。
  在伊拉克,权重大的股东对安保公司的选择更有话语权。华卫集团海上武装护航负责人王锦章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与大股东英国道达尔公司合作的中石油,在很多项目上雇用英国的安保。
  “这个钱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挣呢?”一家国企高管曾这样问安全顾问李新。
  吃过亏后起用本国安保
  2014年8月24日,土耳其、伊拉克边境一处由中国承建的火电站工地遭袭,三名中国工程师失踪。2个月后,李新被请去“灭火”。
  “土耳其向来很安全,这是首例安全事件。”与李新初次见面,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员还抱有幻想。发生绑架以前,火电站只雇用了当地几个老百姓看守庭院。
  火电站位于土耳其东南部小镇锡洛皮,距离土伊边境口岸仅十五公里,曾因边贸而繁荣,如今异常萧条。不仅常有库尔德人示威游行,边境政府军还时不时和库尔德游击队交上火。2014年以来,附近更多了一股更加危险的武装力量——“伊斯兰国”。
  “土方没管理,中方没监督,安全意识差,安保素质低。”几日后,李新给火电站下了一份诊断书。
  实际上,这不是中国机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第一次“摔跟头”——2014年6月,因伊拉克内战,该公司位于萨马拉市的油气电厂里,1200名中国员工被困。
  安徽汉子汤永富至今没有忘记,2014年6月13日那天,伊拉克反对派攻进萨马拉城,他和工友上了新闻头条。
  战事最胶着时,护卫电厂的三十多名石油警察扒下身上的警服,换上了普通老百姓的衣裳,敞开电厂大门。他们解释:“开着大门表示我们清白,不容易引起反对派的反感。”
  “如果反对派决定绑架我们,那我们就是一锅等着被吃的饺子。”汤永富至今想起仍有些后怕。
  通常,在伊拉克、苏丹等地,走出去的中资企业通过与当地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将公司纳入该国的安保系统中。
  苏丹对油田的安保自上而下由安全局、特种部队、野战部队、石油警察和当地安保五部分组成。德威集团安全顾问王厚兴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安全局直接归总统管理,通常在每个产油区驻有一名代表,扮演协调者的角色,有权调动部队;当地政府为保护石油资源,在大部分油区安排了装备相对精良的特种部队驻防;野战部队类似国内的武警;而石油警察在油区本地老百姓中选聘,由安全局负责管理,战斗力较弱;企业自己聘请的当地保安公司人员,主要职责是看守营门。
  伊拉克则主要是石油警察,他们受雇于伊拉克石油公司。主营地20名警察一班岗,2-3天换一次,石油水站配15名警察,钻井队则配10名警察,他们都持有武器。
  “但他们只是‘看上去很强’,实则存在很多问题。”王厚兴说。在伊拉克,岗楼上执勤的石油警察,常常神态轻松地倒坐在绿椅子上,把枪头朝下插在松软的土中,要不就把枪倒挂在墙上。
  “这还算好的了,有的甚至溜号儿。”中国安保人员张东辉说,他和队友每天的工作首先是监督石油警察是否恪守本职。
  “碰到危险情况,他们经常撂下枪自顾自逃跑。”者美杰回忆。
  更危险的是警察当“内贼”。德威集团安全顾问李伟曾在2013年先后两次赴南苏丹执行任务,那里曾发生一些里应外合的偷盗抢劫事件。土耳其火电站的安保是否与实施袭击的库尔德游击队串通一气,至今依然存疑。
  “各种可能性都有。”李新很隐晦地说。“不能把宝全押在当地武装力量上。”
  某些中资企业会雇用本国人安插在最后一道防线,以评估安全风险、监督当地安保的工作。但许多企业不舍得花这个钱。
  但吃过几次亏后,中资企业开始希望雇用中国人。
  你们何时配上枪啊?
  尽管中国人已经进入了海外安保市场,既“敬业”又“讲感情”,一些中资企业还是倾向于选择西方的安保公司,即使后者的价格要贵上1/3甚至一倍。
  原因很简单:他们持有精良的武器,几乎武装到牙齿。这戳中了中国安保公司的软肋——不能持枪。
  有些国家明令禁止私人外国安保公司在它们的领土上使用武器,但也有国家如伊拉克,私人可以买枪,私人安保公司还可以在获得当地国政府的许可或颁发执照后,持有和使用武器弹药。
  黑水等西方知名安保公司在伊拉克就有持枪资质,而中国安保公司不行——根据中国法律,公民不允许携带武器出境。
  在伊拉克某石油项目待过4年的张东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因为没有枪,他能做的,只是在发现敌人后及时报告当地警察。
  2013年3月13日晚上9时05分,一阵枪声传来。张东方惊起,熄灯,把窗户关死,让一百多名中国企业员工藏好,随后赶紧用卫星电话向主营地求救。
  此刻,营地外停着一辆皮卡,车上架着BKC机枪,两名歹徒持AK47,一人持M16朝天上不断放枪。躲在梯墙内的张东方用望远镜观察到这一切,做了最坏的打算。好在不久后,15名当地石油警察人手一支AK47,还带着两挺机枪赶来了。枪战持续了近45分钟,以恐怖分子被擒告终。
  像这样的持枪威胁,张东方所在项目营地至少发生了十几起。
  在伊拉克,连放羊娃脖子上都挂着AK47。“内战开始后,AK47等在交易市场上热销一空,几百美元就能买一支。”田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大多数国家,私人安保公司最多只允许使用手枪,但有几个国家是例外——在安哥拉,私人安保公司可以使用如AK47之类的突击步枪;在土耳其,私人安保公司在保护油田和其他能源设施时可以使用MP5冲锋枪和G3来福枪;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西方私人安保公司更是被允许使用各种各样的武器,包括9mm手枪、7.62mm突击步枪和其他的机枪。
  “你们什么时候能配上枪啊?”多次海外执行任务期间,安全顾问李新都被中企员工问及这个问题。
  2010年,时任北京冠安公司驻伊拉克负责人李国华就**配备问题给总部打报告:是否可储备**,平时刀枪入库,战时使用?
  李国华在文件中提及,当地石油警察中一名中校反映,近期恐怖袭击多发,警察们心态不稳。如此一来,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石油警察临阵脱逃,“我们只能去捡石油警察丢下的枪”。
  “国内应适当放宽在中国境外运营的安保公司的权限,如允许其在战乱地区拥有防卫性轻武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呼吁。
  伟之杰安保公司总裁者美杰倒是认为,配枪是让员工冒险。“如果我是恐怖分子,看到你手上没有武器,不会把你当作首要敌人。可是有枪就不一样了。”
  决策者则更多考虑的是外交风险。中国企业的主要投资对象国大都被殖民过,它们对全副武装而来的投资方式很敏感。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寇立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的投资对象国大多数法制尚未健全,很多事务都要通过非制度化、非法律化的方式沟通。有时候更让中国海外安保人员感到棘手的,是当地维权的民众。
  “持枪不持枪,区别并不大。”在寇立研看来,一旦发生绑架、冲突,还是得从主权层面、领保层面寻求解决,靠外交人员不眠不休地沟通,而不是举枪。如果一国政局动荡乃至发生战争,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首要考虑撤离。
  采访间隙,身在土耳其的李新向南方周末记者请求,国内若有土耳其安全局势的坏消息,第一时间转告他。由于当地网络信号差,对外面新闻的接收往往滞后。
  做中国的“黑水”?
  “我们要做中国的‘黑水’!”每每听到业内有人蹦出这样的话,者美杰总是嗤之以鼻。
  “撤离时如果发生人员遭绑架事件,你能像‘黑水’公司那样把人质抢回来吗?那是天方夜谭。”他认为,中国安保没有武装打击的权力,现在不是、未来也不可能成为“黑水”。
  美国“黑水”公司(Blackwater Worldwide)是世界安保领域的神话。由几个退役军人创办于1997年,从最初6个人,已发展成涉及世界9个国家的安保帝国。
  “黑水”刚开始发展极其缓慢,2000年时只有20万美元的政府合同,2003年,美国海军科尔导弹驱逐舰在也门被炸,“黑水”公司获得训练海豹突击队和协助军舰、人员安保的大订单。这一年的伊拉克战争,更将“黑水”一举推向美在伊最大军事任务承包商的宝座。
  截至目前,“黑水”已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政府合同,其中三分之二的合同不用投标即可承包。仅2011至2013年,“黑水”就雇用了美国退役军人117,439人。
  当创始人埃里克·普林斯被冠以“雇佣军之王”时,他回答:“我们不是雇佣兵,我们是为美国政府工作的美国人,对于纳税人而言,我们为他们省了钱。正是有了‘黑水’这样的保安公司,美国政府可以躲过国会听证,绕开外交程序,利索解决了大部分战争及境外纠纷问题。同时避免了政治压力,还节约了账面成本,可谓低投入,高回报。”
  事实上,没有美国政府这个大东家和其遍布全球的“反恐大业”,美国“黑水”或许早已随波逐流。
  中国的海外安保公司是这样产生的——“一家四川企业要去海外投资了,出于安全考虑,就在当地招几个退役特种兵,带到海外去了,一开始并没有所谓正规的安保企业。”寇立研说。
  从业人员流动性极大,英语水平较弱,外派签证办理不够顺畅等问题,也困扰着中国安保企业。
  中国安保人员求职海外,依赖圈内人和人之间的传帮带。张东方亲手建立了好几个QQ群,一个群内往往有上千名安保人员。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他成为众多安保公司和求职者的中间人。
  华卫国际安全管理有限公司总裁戚鲁岩认为,目前我国有安保经营权的企业,“多、小、散”现象突出,没有形成企业间合理分工的合作体系。
  “外面市场很大,我们中一小撮人才刚走出去,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但也没有形成很良好的合作。”戚鲁岩提倡,中国安保企业在海外应当集群式发展,同时寻求政府在资金、税收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扶持建立一批大型跨国安保企业。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更提出,需结合我国国情探讨成立与美国“黑水”公司类似的准军事安保公司,为高风险地区的我国驻外机构和企业提供武装安全保障。
  他认为,中国也应从国家立法和政府政策扶持方面向安保企业倾斜。比如争取为外派人员的签证问题提供便利;对安保企业提供开放射击训练的渠道;鼓励部队和安保公司建立合作关系,除接受优秀退役士兵外,军方可协助培训。
  但在寇立研看来,“黑水”就是一个政治加军事性质的雇佣军集团,是一个国家在海外势力范围拓展的一种手段。“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大量出现私人安保集团,那是一个坏的标志。”
  “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走出去是市场主体的,你不可能武装了自己走出去还梦想着能四处获得鲜花和掌声。”寇立研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有朝一日,中国安保行业出现了‘黑水’,那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最新回复 (1)
全部楼主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