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间，文武百官上朝时有“两怕”：一怕朱元璋的玉带；二怕御史官的绯衣。朱元璋上朝时若将玉带高挂在胸前，上朝的百官便一块石头落了地，皇上今天情绪不错，没有什么大碍。若是朱元璋将玉带揿在肚皮下面，文武百官则个个噤若寒蝉，胆战心惊，因为这是朱元璋要下决心大开杀戒的预兆，当天准有大批官员掉脑袋。而监察都御史上朝时要是穿上绯衣，便意味着在皇上面前要弹劾官员，指不定轮上谁倒霉。所以，文武百官上朝时格外留神“玉带”和“绯衣”这两件东西，只要有其中一件出现，上朝的官吏无不战战兢兢，心惊肉跳。
　　另外，朱元璋还建立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名为巡按御史。这些官吏是代天子巡狩，凡吏政、刑名、钱谷、治安、档案、学校、农桑、水利、风俗、民隐都是其职责考察范围。《明史·职官志》称：“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弘治以后，巡按御史的权力更大了，侵夺了许多监察之外的权力，如行政方面“凡有大兴革及诸政务、会都、按议、经画定而请于抚、按若总督”；在军事方面“地方战守事宜，巡按得参与谋政”；在治安方面“地方若出现贼盗，巡按要下令征剿”。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创立了六科给事中的组织机构。六科给事中的设立，是为了监察中央吏、户、礼、兵、工、刑六部的活动。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左右都给事中各一人为副贰。都给事中秩正七品，左右都给事中秩从七品。按规定，凡以皇上名义发出的刺敕，给事中要对之进行复核，若有不妥之处，可以封还奏报。全国各地上报给皇上的奏章，六科要根据分工按类抄报各部，并提出驳正意见。六科之官虽然为七品，但权力极大。他们侍从皇上，每日都有一人值班，站在殿中“珥笔记旨”。皇上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动作迟缓者，由他们向皇上报告；若各衙门口完成了皇上旨意，便由六科核销。每逢京官考察自陈政绩时，这些给事中还要会同六部进行审核。在考核中，有的官员政绩突出而被皇上召见时，一般要由吏部尚书及相关科的都给事**同相陪面见皇上。

　　朱元璋建立六科给事中，可谓一箭双雕，既箝制了六部，亦限制了都察院。其用意在于加强皇权，使最高统治者便于从中操纵。同时，给事中与御史之间也有一个相互纠举弹劾的制衡。别瞧朱元璋是个大老粗，可心计一点儿不比读书人差。

　　朱元璋搞改革也懂得要“三落实”。因此，在制度落实，组织落实之后，他就琢磨着人员落实。对于选拔御史和给事中，朱元璋是慎之又慎。他曾说：“御史当用清谨介企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企则敢言。”这就是说，选御史一要品行端正、清廉则无私；二要认真细心、严谨则无疏漏；三要耿直坚定、介企则坚持原则，敢于直言。同时，朱元璋还要求这些监察官的年龄在30岁以上，60岁以下；并且有为官的经历，熟悉官场弊病；通晓民俗风情。御史正式任用前，必须经过一年的试用期，合格之后才能上岗。由此，不难看出朱元璋所设立明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其一：“督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全都是从封建国家行政系统外部进行吏治监察的特殊机制，而监察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官吏的不法行为。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朱元璋清楚，各级官吏对于特权乃至法外特权及非法利益的追逐，是导致整个官僚机构贪赃枉法腐败变质的重要原因。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过：“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引酒过度。凡民之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贪污蠹害吾民者，罚之不恕。”（《典故记闻》卷二）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使“朱氏天下”长治久安，朱元璋不得不对官吏的腐败行径加大打击力度。在这种形势下建立的监察制度，不啻在明朝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布下了一张严密的大网，官吏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控之下。要说这种监察严密到何等程度，不妨看看如下例证：据吴晗先生《朱元璋传》中记载，官员钱宰奉朱元璋之命进行修订《孟子》一书的工作。一日，钱宰下朝回家，因感工作进展顺利，心情颇为舒畅。于是，他便乘兴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当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钱宰上朝，朱元璋一见他便说，你昨日做得一首好诗。只是我并没有嫌你迟到啊，我看还是把“嫌”字改为“忧”字如何？钱宰闻听吓出了一身冷汗，赶忙磕头谢罪。朱元璋说：“朕今放汝去，好好熟睡矣”，于是便将钱宰遣送回了老家。再有一例，奸臣严嵩在嘉靖十六年时还处于含而未发的阶段，满朝文武尚无人察觉他的奸佞，但是，监察御史桑乔和给事中胡汝霖就提出了对他的弹劾。上述例证足见明朝监察系统的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