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年夜饭一般是要赶早吃，记忆中，过年的第一响鞭炮便是村中赶早那家年夜饭的开始。这年头是钱多了，村子变成了小城，鞭炮也时兴一挂一挂的放，杀鸡领生放一挂、回熟献饭燃一回，到开饭时至少是第三挂了，所以从大年三十那天的午后，鞭炮声就好像没有消停过，但从下午四点多到五点左右那个时候，一阵紧过一阵的鞭炮声中还是可以听出，年夜饭扎堆登场了。
我家过来这年的年夜饭还是算赶早一些的，虽然小侄儿抱着一点作弊的心态老早就点燃了挂在大门外的鞭炮，但在偌大一个小城还是分辨不出谁把第一家的年夜饭最先点燃。当年幼些那两个侄儿把年夜饭的重头人物我的父亲簇拥着来到饭厅时，年夜饭也已经基本就绪，看着一桌子的丰盛佳肴，我母亲和她的几个女儿、儿媳是动了一番心思、也是费了一番功夫的，在我二弟逐一盛满摆上来的高杯褐红色葡萄酒映衬下，一大桌年夜饭更显得楚楚动人。虽如此，要把那几个小不点侄儿辈的心思集中在这桌年夜饭上，还有一项议程是必须先完成的，那就是父亲的压岁钱。
既然是这样，我父亲也就开始实施这项不成文的规定议程，他首先宣布，今年的压岁钱一改以往的发放方式，从过去的按小孩人头发，改为按子妹四个小家庭为单位发，每家480元，并就标准和发放形式征求意见。父亲的意见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异议的，但这一次大家一致提议多了一个发放建议，那就是父亲母亲也要单独算一个发放单位。虽然发放单位比他原计划增了一个，但标准还是没有变。当父亲发放压岁钱这个议程完毕之后，在一大家子人洋溢在快乐、祥和、幸福的喜悦中时候，我作为长子，也算是见过点世面的人，率先端起酒杯，从父母的福寿安康、同辈的和睦奋进，到晚辈的健康快乐成长，一句句祝福的话语敬过之后，年夜饭正式开吃。
再说压岁钱。自从我儿子出生之后，我除了每年还收到父亲的压岁钱外也开始发压岁钱了，大年三十包几个红包，十几年里，从几元到几十元，再到一人一张大红钱，图的就是给孩子们过年时增添几分快乐，发了就发了。我父亲的压岁钱却不同，这其中给我及我的晚辈们传递的却是“在劳动中体验快乐，在快乐中体味价值”的一种导向。父亲是个小学教师，书法是他的业余爱好，自从他退休后的十多年来，他每年发放的压岁钱就有了一个专门的来源，那就是卖年画。有如说是卖年画，不如就说是卖年画陪衬卖对联和家堂（俗话说的家神，有的贴在堂屋正中，有的贴在家里的特定位置，作为一家人的祖先、神灵供奉，一般一年是要换新一次的）。父亲准备他的作品一般是进入冬季就开始了，进入腊月还准定要跑一趟省城的大型年画集中批发市场挑选年画，然后平时一有空闲他就摆开了书写对联、用他自己制作的那套模具套制家堂的战场，除了固定模式的家堂在卖出时给买主添加一个姓氏外，好多对联是他自编自创的，而且是用黄色的金粉配兑原料写出来，既美观大气、内容又贴近农村百姓的口味，每每到过年前的几个赶集日，把他的这些作品摆到街面上，总会吸引不少的顾客，尤其是家堂每年都会供不应求，有时大年三十都还会有人等着要货。这期间我的儿子和侄儿们放学后，或是寒假里就有活儿可做了，在我父亲搞这些创作时，有的相帮拉纸、压角，有的相帮裁纸、递墨，在我父亲累的时候还给他捶背按摩，用按摩电器给他压压脊椎震震脚，到了集中销售的时候已经是寒假了，每到街天几个小鬼更是一起集中上阵，当起了销售员、解说员，按不同的需要给顾客挑画、选对联，并用旧报纸把结算后的年画包裹好交给顾客，在他们的努力下，在最后一个年货街所有的年画总会销售一空，就连有点褶皱、破口损角的年画也会被他们保本打折卖出。当然，他们的整个参与是有激励先例的，就是到发压岁钱的那个时候，父亲会把卖年画得来的钱按计划留足压岁钱，还拿出一部分作为自家购买年货的补贴外，剩余的就用来发“工资”，按照这些小孩不同的贡献发放不同的“工资”，发放的同时父亲还会把这些不同之处一一指出，这种“工资”是最能体现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取酬的，更确切的说是给晚辈们积极参与和所作贡献的一种奖励。
父亲的压岁钱，是从我能记事那时起就有的了，这其中有两年他没有发压岁钱。那是我父亲刚刚退休后的那两年。退休他赶的是当时的地方特殊政策，即所谓的“三五”政策，虽说是退休了，也开始按政策领取退休工资，但在正式教师未到位的时候他还得顶到那个学年的期末，也就是次年的六月底，上级领导只是临时给他增派了一个代课教师。
那个年代正是我老家那片热土上丰沛的水利资源得以水深火热地大力开发的时代，父亲“退休”了，回家的时间也就相对的多了一些，加之他是个善于交际的人，我的家里也就时不时会成为那些建电站的大小老板，以及他们的工程师、技术员歇脚的地方。也就是通过这层关系，为了让自己正式达到退休之前这五六年的光景过的更充实，他打起了投资干工程的主意。
一直来，我父亲是最受家乡人尊重的，都认为他是能力强、有本事的人。这不，听说他要投资干工程了，有人就三番五次的到我家来，用刚刚领到手的水电开发工程占用耕地补偿款，这家一万两万，那家三千五千，一定要参与到其中进去，还不乏有人提着烟酒来孝敬他老人家，就怕我父亲将他落下。也就是在这帮人的积极支持鼓动下，父亲在较短时间里就揽得了一个在建电站的拦河坝建筑施工工程，并物色了他教书那所小学校所在村子的一个能言善辩、对干建筑工程有一定经验的小伙子作为承包人具体负责组织施工，他则带着自己辛辛苦苦三十多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10万元钱，加上村邻几家凑的近5万元，一共15万作为合伙投资人把钱全部投了进去。工程进展还算顺利，不到几个月时间就接近完工了，眼看年底前就可以验收结算。但天有不测风云，那个工程的老板撒手逃跑了，父亲自己物色的那个没良心的小包工头也由于先知先觉，悄悄地把用剩的钢材、水泥变卖后，丢下妻儿卷款失踪了。俗话说“人到要倒霉，盐巴都生蛆”，一个快六十岁、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老人眼看自己省吃俭用的钱打了水漂不说，还要承担近5万块钱的债务，同时还成了这几家零散投资人追谴的罪人，那个投资最多到两万的人还不留一点情面，在听到工程受挫的消息不久就把我父亲的退休工资存折逼去作为抵押担保，绝情地断了我父亲的唯一财路。那个时候除我父亲要承受巨大的心理、精神压力外，我的其他家人也要一起承担应付债主频繁上门催债的思想压力，一个曾经健康快乐、其乐融融的小家庭一下坠进悲凉的低谷，有苦实在难言。虽然当时我也是按月领工资的人，但刚好那年家里以我的名义在镇上新开发那条街道建了一所房子，我一个月600多元钱的工资刚好只够扣赔银行贷款。一家老小六口人唯一见得着的就是我爱人当时一个月150块钱的代课教师工资。也就是那一年，父亲第一次做写对联、家堂，卖年画的行当，也赚了一些钱，但还远远不够塞那几家债主的牙缝，就连父亲学校年前组织慰问送来的那份慰问品也要分成几份，在年三十前去一家一家赔不是，更气人的是那个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杀了自家养的一只鸡、炖了自家腌制的一个腊猪脚，但我们自己吃着都还没有那个迟迟不愿离去的债主及她两个小孩吃的香。
终于等到我父亲退休交接手续那个时候了，为了庆贺我父亲光荣退休、庆贺我的新房基本落成，在他办完交接手续后的某一天我请了一次客，记得用去各种费用后还剩下2600多块钱的随礼，我父亲问我“借”了这2600块钱，第二天就离开家乡独自走上了讨要工程款的维权道路，经过几次往返奔波，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在那家公司所在地法院的支持下，我父亲胜诉了。虽如此，要从这家公司老板账上白白拿出已经被他自己丢掉工程的工程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随后又经过了几个月的奔波、打点、筹谋，最后得到了县法院强制执行庭的支持。当父亲全部追回属于自己的工程款时，我也从老家调到县城工作了，那天他来到我们县城的租屋，通过他脸上洋溢出来的那份舒松的笑容，我们一直悬着的那颗心终于落下了，面对憔悴的父亲我既心疼又激动。也是通过这个事情的两年多时间里，父亲就与国家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让他从一个乡下教书匠变成了研读法律、用法维权的胜利者，消息传出无不引来阵阵赞誉，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上门找他办事的人就络绎不绝，有求书写诉求的、有求代理维权的，从他乐意为这些弱势群体学法用法、依法办事的执着程度看，父亲似乎从中找到了某种快乐，我们坚信他的晚年生活一定会过得无比的充实和幸福。
时光的列车一刻不停，转瞬间，岁月的经历让我们变成了大人，成了孩子眼中的老人，但在父母的眼里我们依然还是孩子。有回忆，童年最美好；说成长，经历最重要。“压岁钱”伴我走过四十多年，有收有发，“压岁钱”的味儿也可能有过些许变化，但“压岁钱”的感情成分、感恩意识和祝福寓意不应淡化。父亲之所以一直坚持发压岁钱，旨意就是让儿孙们一代接一代传递人间亲情，在真情、纯情里滋养和哺育儿孙们家的情感心灵。
作者：肖华兴（云南省双柏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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