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的晚间，香港政府与学联代表的首次对话在黄竹坑医专学院大楼举行。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总结发言当中提出港府的四点回应，并且表示港府期望在第二轮的政改咨询中，与社会共同为2017年普选寻找最大空间。
根据《基本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的解释，修改香港特首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的程序包括5个，即“政改五步曲”：“第一步”是特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第二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首以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之后，便发还特区政府，走到第三步，即启动立法程序，向立法会提出修改议案；余下的“两步”，包括了特首同意以及特首将有关的法案报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批准或者是备案。
2014年的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完成了“政改五部曲”的第二步。
记者：
今年8月的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时候，大家对于香港政改讨论最多的是什么，而您说您作为一个唯一有权投票的香港人，有没有人来跟您特别讨论，跟您商讨政改的事情？
范徐丽泰：
实际上不少的常委的委员，对这个题目都会来问问我的看法，了解一下香港的情况，那我也是如实相告，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觉得香港，能够有普选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步，这一步一定要走得好，走得稳，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希望弄一些很多很多候选人，弄得大家眼花缭乱的这样子，而是希望有两个到三个有素质的候选人，那么这个有素质的候选人，当然是希望在提名委员会，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的委员里边有半数以上的人支持他的，
当然也考虑到可能有外国的势力，大家也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发达，自然引起世界霸主的不高兴，那么我们也看到国际上对中国的一种围堵，因此香港就成为一个可以利用，作为给中国添麻烦的地方，因此这个行政长官必须要靠得住。
记者：
那您当时提到了各方的不同的意见以后，有没有哪些意见是被采纳到最终的版本当中，最终的框架里的？
范徐丽泰：
其实框架里边是三个大原则，甚至爱国爱港也没写下去，这几个大原则在下边还有很多空间，你可以有本地立法，本地立法，就香港特区本地立法来落实的，因此他们这些反对的意见实际上就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提名委员会只要有20%的票，这个人就可以成为候选人，
主要就是泛民派没有信心他们可以拿到提名委员会50%以上的支持，可是如果你是用民主程序的，民主程序就是少数要服从多数，用民主程序的50%倒是一个国际上的惯例，因此用50%，可是这个就不符合泛民心目中的要求，所以到今天就有这样的局面出来。
香港要实现2017年特首普选，前提是香港政府能够提出政改方案并且获得通过。而反对派提出的“公民提名”等主张，被认为并不符合《基本法》的相关规定。
记者：
对于泛民提到更大的，就是并不在《基本法》规定的范围内，所谓的“公民投票”或者是“公民提名”这个方式，有在人大常委会里头进行讨论过吗？
范徐丽泰：
有讨论过的，可是“公民提名”大家都找不到什么例子，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好像没有这样的例子，所以“公民提名”并不是一个国际上的惯例，反而一人一票选一个人出来，这个是普选，这个倒反而大家都同意的，国际的惯例，
“公民提名”我觉得是不符合《基本法》，跟《基本法》不相适的，可是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不在法定程序之内，法定程序之外
比如说我现在要去选，作为我的界别的提名委员，那我在选之前我就公开承诺如果有一个人他拿到多少的香港公民的提名，我会投他票，我可以做这个承诺，这是我个人的事，
这个叫“公民推荐”，可是不是法定程序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已经是考虑了“公民提名”的要求，我个人来说我已经考虑了，我觉得不能够放在法定程序，这不能够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可是你个人去承诺是绝对可以的。
记者：
占中行动开始之后政府已经是停止了第二轮的政改咨询，您觉得政府和立法会之间还有谈判的空间吗？有人觉得说在经过这样的撕裂之后，即使是占中收尾了，会不会使得政改就无限期的往后推延了？
范徐丽泰：
现阶段我认为这个政改要通过的机会比较少了，因为已经很清楚得看到，泛民的立法会议员，他们实际上没有兴趣再谈这个政改的方案，没有兴趣再去谈政改方案里面他们可以争取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提名委员会的产生办法，他们已经没兴趣讲这个了。现在有兴趣的就是在广场上喊口号，给年轻人出主意，带一些占中的领袖跟年轻的领袖到立法会来，里面享用立法会里的各种设施
记者：
再看到香港的年轻人，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是在回归之后才成长起来的，也没有经过港英政府的时期，但是有部分的年轻人竟然会说怀念港英政府的时期，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您觉得在港英政府时期和现在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不同在哪里？
范徐丽泰：
港英政府他们做事情，比较慎重，举一个例子吧，在港英时代，我在中学里边念书，我们是必须要念中国历史的，
五年的中学念下来，不多不少，我对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以及我是一个中国人已经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们特区政府回归之后，将中国历史变为一个选择科。
所以每一年，在以前有会考的时候，每一年选中国历史的会考生越来越少，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当然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他们都没有经过过英国的统治，为什么他们怀念英国，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一种，给人家误导了，英国的时候我们没有民主的，立法会是在1995年，1997（年）回归，1995年才是全面由选举，直接选举，间接选举产生，在这个之前我们有委任的议员，委任我想大概不算是民主了
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你要游行，没这么容易，你只要看看数字就知道了，从前港英政府一年多少游行，现在我们是10倍而（且）更多，所以他们其实，我不觉得他们知道英国政府是怎么样的，可是有人告诉他，有人引导他，或许说误导他，现在的政府不好，
实际上如果你客观的来看，执政党60多年来令我们的国力上升，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并不客观，被人误导，可是这个不能够全怪年轻人，也不能够全怪误导他们的人，要怪也应该怪怪自己，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好，做好我们的本分，为什么我们没有好好得将一些客观的情况给我们的年轻人看。
记者：
您怎么理解爱国者？
范徐丽泰：
不会将个人的利益放在国家的利益之上。
香港政改的话题，自从诞生之初就伴随着争议。此时仿佛正进行到最关键的时间节点。2014年的6月18日，就在香港回归17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国两制”提出之后，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以白皮书的形式，重申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围绕着2017年特首普选所引发的争议，香港的媒体曾经有如此的评价：香港社会从未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分歧与社会动员。
记者：
6月18号“一国两制”白皮书推出你怎么看它推出的时间点，而且为什么要推出这本白皮书？
范徐丽泰：
其实在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一个白皮书在撰写中，可是我看了白皮书，看了它的内容，其实除了写法很大陆化以外，它的内容其实没有超过《基本法》，所说的一切。后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们国家总理在那个时候要准备到英国去访问，英国跟中国是《中英协议》的缔约国，所以在这个时候发这个白皮书就告诉英国人，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是成功的落实了，就不用多讲了
记者：
你觉得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白皮书的发布讨论的比较激烈的部分是哪些部分？
范徐丽泰：
其实香港一般的市民，我相信他们很难有时间去消化这本“一国两制”白皮书，可是从政的人士、法律界的人士，就可能会更有兴趣一点，我觉得最令他们不高兴就是法官必须要爱国，这句话就是令他们觉得这个法官是应该按照法律来裁决的，怎么可能是去考虑国家的利益，要爱国呢，实际上在法官宣誓做法官的时候，他都已经是说了是要按照《基本法》，按照特区的法律来做这些裁决的，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誓言在里面，从内地的逻辑上来说他已经是爱国爱港了，可是香港一般人的了解就不是这个意思，有的法官是外国人，你怎么叫他爱国的，他爱港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对这些名词，对这些话的了解、体会完全不同，这个就是内地的写法跟香港的写法（不同）。白皮书中指出，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这一个制度之下，中央拥有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并且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
记者：
全面管治权的说法是不是显示了中央对于香港治理有了新的转变，
范徐丽泰：
并没有，本来就是这样子，以前说一般就说香港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你们自己掌握吧。可是这个授权就是在《基本法》里面，《基本法》是一套授权法，将本来属于中央的权力授予了特区政府，因此大家就有一个误会了，所以香港社会，我们的那些文化，的确跟大陆的文化是有差别的，可是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应该是再互相多点了解，这样就可以好一点。
记者：
更多的沟通，还有一点就是“爱国者治港”是第一次用文字档的方式进入了白皮书，以前“爱国者治港”，在邓小平先生跟治港的官员屡次有提到，都是讲话中提到，但是并没有把它文字化，所以您怎么看待这次把它放在白皮书中？
范徐丽泰：
其实邓小平先生讲的话，他讲了之后那些文稿都有发出来的，我曾经和其他的朋友一块印了一本书叫《“一国两制”限制性文件》，里面就有宪法，邓小平先生几次主要的讲话以及《基本法》，所以互相之间是有关系的，
记者：
您怎么理解爱国者？
范徐丽泰：
最简单的就是不会做对国家不利的事情，不会跟国家对抗，不会分裂国家。
然后再深层次一点的，就不会将个人的利益放在国家的利益之上。
记者：
这么多年在政坛打拼下来，您现在怎么理解，政治是什么？
范徐丽泰：
政治本身是中立的。
从回归之初的临时立法会主席，到回归后连续三届担任香港立法会主席，再到成为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和所有的香港人一起，见证并且参与着香港回归之后17年的不凡历程。2011年11月13日，在范徐丽泰宣布放弃竞逐2012年香港特首选举之后，在很多人看来，她慢慢淡出了香港政界，唯一保留的一个政治公职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然而占中行动发生之后，范徐丽泰却屡屡发声，她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香港能够好好地发展下去。
记者：
我知道您也曾经提到过，在内地开会的时候，有的时候太过冗长，或者是有一些官话你也会有打瞌睡的时候，也有很多地方是需要适应的，内地的官员讲话和香港的官员讲话您觉得有什么不同？您觉得在互相理解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地方是需要适应的？
范徐丽泰：
需要适应的就是大家有很多表述的方式不同，比如说香港，你问一个官员我这么做成不成？他看了之后说可以，你可以这么做。内地的官员看完了，看来没什么问题吧。其实也是可以这么做的意思，可是他就好象没什么问题吧，香港人习惯了这个官员清清楚楚告诉他可以做，现在你这样没什么问题，现在没什么问题，将来可能有问题，这心里面就不踏实，我们香港人，习惯香港文化的人开始是不大习惯的，可能要用猜的。就是你如果理解国情的话，他一说这话，你就完全明白了，
记者：
不过你现在对于，理解他们大概真实的含义，应该是比较能够理解的了？
范徐丽泰：
比较好一点，不敢说能够理解，因为当你说话说得这么有技巧的时候，将来你要回过来，用一个不同的立场也是可以的。
记者：
您有做提案吗？
范徐丽泰：
提案是在两会的时候，我觉得有什么事情你自己就讲了，没什么提不提的，除非你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改变这个法律等等。
大家更关心的有的时候不是法律，而是有的省里边，省政府，乡政府所做的事情，或许是整个社会上的一些风气，这些都是要提到国务院去。
记者：
对于香港的部分您会提案吗？
范徐丽泰：
有啊，可是这个是在两会的时候提的。比如说，香港的部分我们曾经提过关于医疗方面，医疗方面香港有香港式的，香港管理的医院在内地，就希望他们能够在买那些医学上的仪器的时候不需要走这么多关，因为程序非常的繁复，这些我们有提的，
1983年，在香港理工大学任职的范徐丽泰接到了一个电话，前港督尤德要她去香港立法委兼职做议员。由此开始接触政治的范徐丽泰在后来的回忆时说道，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政治”。
记者：
这么多年在政坛打拼下来，您现在怎么理解政治是什么？
范徐丽泰：
首先政治就是众人的事情，凡是影响很多人的事，这都可以说是政治，可是现在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政治化，就是一件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就为了不同政党之间，不同的看法，或许有的政党是要对抗政府的，所以就将这件事情弄得很复杂，政治化是不好的，政治本身是中立的，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它就是存在的，我可以说我从政了现在都有30年，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不容易走，除非你自己觉得很希望能够为大家做点事，那你可能会支持下去，
记者：
现在政治这条路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知道您以前在理工大学任职的时候，如果没有那次的意外（邀请）您不会走上政治。如果不是做政治的话，您最可能是做什么职业？还是留在学校里？
范徐丽泰：
还是留在学校里，没有想过做其他职业。
记者：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2017年您曾经说过您不会打算去竞逐特首，您对自己的政治未来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对香港未来你有什么样的期愿？
范徐丽泰：
我这个人大常委委员的任期到2018年的2月份，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我是全面的退休了，甚至政治的事情我都不接手的，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责任要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我更希望有什么政治上的位置。至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香港能够好好的发展下去，不要再闹意见，不要再以自我中心，年轻人，香港将来是你们的，你们不要自己弄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