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文学《警察生涯》连载17（给5位科长当好副手）
本帖最后由 马卫东 于 2014-11-8 14:20 编辑
由于我坚持了以上几点，十年如一日，我的工作我的作风我的言行都得到历届科长的好评和肯定，而且从当十年的副手中也从五位科长身上学到很多好思想、好作风、好方法，同时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写作的本领，为我今后自己当好正科长打下雄厚的基础。
图为作者（右一）陪同第4任科长（中间穿警服者）刘尚煜在欢送日本电视台客人。
五
1977年5月打击苏修间谍展览正式结束了展出，展览会除留下七八个人作善后工作外，其余人员都结束了展览会的工作返回原单位，我和秘书组的宋景明、胡德明还有后勤组、保卫组的三四个人一起留下来做善后工作。我和老宋负责整理展览会的档案、写展览会的总结，小胡负责整个展览会展览板面照片的拍摄留底和整理展出用过的照片的底片以备存档用。后勤组和保卫组留下的同志主要负责我们留下的同志中午用餐、展出物品的安全保卫及展览会支出的结算，以及展览板面的最后拆除。
到了这年7月展览会的一切善后工作胜利结束，我们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了文化宫返回原单位，我也回到了阔别近三年的宣武公安分局。我当时的工作热情特别高，我要把在展览会学到的新本领、了解到的新情况充分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去，为宣武公安分局秘书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是到了下月发工资的时侯我惊呆了:我的工资关系和组织关系已被人转到市局办公室！我要到市局办公室去上班去领工资了。
得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特别不高兴，我主要不是对底下办我调动的同志有多大意见，我主要是不愿意离开宣武公安分局秘书科，不愿意离开人品好又有真实本领的张允祥科长和赵润生副科长。我没有到市局办公室去领工资，也没有到市局办公室去报到上班，而是继续在分局秘书科里住继续到分局秘书科去上班。老张和老赵就找我谈话劝我到市局去上班，他们劝我说市局那儿人才济济是全局几万人中“秀才”集中的地方，像宋景明那么能写的人只是其中的一个，那里能写的人多了去了。市局那里站的高望的远全市的治安问题都集中在那里，在市局工作是很锻炼人的。他们的劝说很实在很有说服力但就是说服不了我，我心说市局再好他们也应该先找我商量一下啊，怎么也不应该背着人把人家的工作关系给转走啊！我仍然没有去市局上班。
后来我又去市局找宋景明去问，他笑着说我真没想到你那么拧，我原以为找你商量你肯定不来就代表组织在底下帮你把关系办了，原来想你会不高兴但过几天慢慢就会好的，谁知你会两个多月没来上班。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水接着说小马呀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不应该背着你办理你的工作关系，你就原谅哥哥这一次好吗？哥哥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这么着你先过来干几天，如果干得还顺利就继续干下去，如果干得不适应就再调回宣武分局，你看这样好吗？听着老宋诚恳地话语我能说什么呢。再想想张允祥和赵润生两位老同志的谆谆劝导，我还能再说什么呢。于是我在1977年十一之前正式到市局办公室去上班。
我刚来到市局让我到办公室研究科任副科长。研究科是市局写公安文书的人员最集中水平最高的部门，我一想我这一辈子就要交待给这里，整天和枯燥的文字打一辈子交道，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别扭感。我从内心来说我还是愿干出主意想办法跑跑颠颠的事务性工作，而不愿意专门干那些又劳神又费脑子的纯写作的差事，但是既然调到市局来了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但我还是想抗争一下，我当时听说市局原有个宣传科也是专门搞写作的部门，虽然都是搞写作的但内容不一样，宣传科是搞宣传创作的，人们可以在一定的范围里自由创作，枯燥感就会少多了，于是我就提出到宣传科去工作的个人意见，办公室管调动的同志知道我很拧就去和办公室的领导商量了一下回来跟我说，我们同意你的意见你就调到宣传科任副科长，但现在宣传科还没恢复，你先暂时在研究科干着等将来恢复了宣传科你再到宣传科去工作。没几个月宣传科果然恢复了，于是我正式调到宣传科工作一干就是近二十年。
到宣传科工作时我已三十岁了，按现在标准看已经不算年轻了，可那时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几年的老同志刚恢复工作正等着安排，于是就有一大批四五十岁的老同志恢复工作当上科长副科长，而我就成为全办公室里最年轻的科级干部了。
我经历的第一任科长是杨昭敏，那时他有四十七八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他是科长抓全面，一位叫王兰升的老同志是副科长抓对外宣传工作，我也是副科长分管全科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公安通讯》编辑部工作。那时的老同志大都是业务尖子，搞宣传，写文章都有一套，但都是自己单独干，可以以一当十顶好多人，文章写得非常好，任务完成的也不错，但是大都不喜欢做组织工作，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这些组织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大部分都由我完成。像每周两次的政治学习就由我带着大家去学，每次办公室搞什么集体活动，也是由我带队去完成。杨昭敏同志是个“大秀才”几乎什么文体他都会写，像报告、总结、简报这些公安文书类文章他是随手写来毫不费力，散文、诗歌、评论这些纯宣传手段他也是信手拈来出口成章。记得在80年代初全市发生地铁分局民警周怡，不顾个人安危在地铁列车轰鸣而至的瞬间，在被犯罪分子郭卫星推下站台的一刹那，英勇抢救被犯罪分子推下地铁的11岁的陆阳军而自己被地铁列车撞成重伤的英雄事迹之后，我们全科展开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杨昭敏同志就应邀写了歌颂周怡同志的诗歌和散文，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我受到老杨的鼓舞也写了一篇歌颂周怡的诗歌在《公安通讯》上发表了，也得到好评。那时我们学习写作的气息非常浓厚，经常围绕一个主题或是用同一个手法写同一件事物收到很好的效果。比如他为《公安通讯》想出一个栏目叫“小言论”，让我们副科长和科里骨干人人为“小言论”写稿，“小言论”是小杂文、小评论的一种，经常写可以锻炼写杂文、写评论的能力。我在那二年里先后写了几十篇“小言论”，为我以后成为《首都公安报》总编辑，经常为报纸写杂文、写评论打下牢固的基础。为了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老杨还以通讯这种题材为题，让我们以全局包括社会上发生的事儿为内容，每人写一篇通讯，当时我以宣武公安分局椿树派出所民警邢西安和李怀荣妥善处理一群孩子哄抢商店西瓜的事为背景，写了《孩子哄抢西瓜以后》的通讯，这篇通讯主题鲜明，语言精练，政策性很强，整篇文章写得短小精悍。老杨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他让《公安通讯》全文予以刊发。老杨给同志们改稿也非常认真，有时会改得面貌全非但发表时会仍然署上你的名字，让你都会觉得不好意思。他对我这个副手比较满意，曾多次向主管我们工作的副局长刘光人表扬推荐我。老杨后来调到研究科当科长，后来研究科改为研究室老杨又升为研究室主任直至退休。
我经历的第二任科长是苏桂珺，这位老同志有50多岁个子不高体格略胖身体不太好。他是个办事特别认真的人，凡是经过他审查过的稿件他都反复推敲不让有一丁点的问题出现。他对我比较信任因为我比较听话，他布置什么我都能带领同志们认真去完成。由于他年纪比较大旧规矩比较多接受新事物又慢一些，渐渐的一些年轻人跟他疏远了，他和年轻人的“代沟”也愈来愈大，以致后来一些年轻人管老苏叫“苏爷”，拿老苏的一些缺点不足开玩笑，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挺身而出想办法化解矛盾。这些事情后来老苏也知道一些，他从此更加看重我依靠我，一些全科的事情也让我带着同志们去做。后来老苏升任办公室副主任，再后来他不幸病死在副主任的岗位上。
我辅佐的第三任科长叫王兰升。老王原是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的科长，“文化大革命”初期随李钊到北京市公安局夺权来到市公安局工作，他原在研究科工作恢复宣传科以后他又调到宣传科工作，是主管对外宣传的副科长，苏桂珺升任办公室副主任之后他升任宣传科科长。那时的副科长有刘尚煜同志，刘尚煜同志负责对外宣传工作，我还是负责全科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简易杂志《首都公安》编辑部的工作。那时《公安通讯》已改为《首都公安》，仍然由我负责。那个时期我们几个副科长能力都很强，分管的各摊都工作得井井有条不用一把手费心，王兰升科长也乐于搞个人创作，于是他就整天趴在桌子上写东西，他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破案通讯。我印象最深的是描写建国后北京发生的第一起碎尸案的侦破通讯，老王足足写了有一万来字。碎尸是在北京至丹东的特快列车上发现的，列车到达丹东后发现6号车厢行李架上留有一个装有被肢解成四段的两条人腿、两只无手的胳膊的灰色人造革提包，和一个包有无头男尸躯干的白色塑料布行李卷。这是一起扑朔迷离的特大案件。侦查员硬是从包裹碎尸的旧报纸上的两个电话号码上查起，经过反复曲折的侦破工作最终将犯罪嫌疑人陈克浩、刘敬之和刘京生抓捕归案。这篇侦破通讯在《北京日报》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从此社会上又兴起流行侦破通讯的风气。王兰升同志这篇通讯可以说是侦破通讯的祖师爷，它开辟了侦破通讯的新时代。后来王兰升同志又调回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工作，任文艺编辑室副主任、主任，还分管过《啄木鸟》杂志的工作，直至退休。
我协助的第四任科长是刘尚煜。那时刘尚煜有四十五六岁，留着大分头，身材略胖，显得特别精神。他是老公安宣传干部了，早在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他就参加了北京市公安学校第一期学员的学习，一毕业他就被分配到市局办公室宣传科《首都公安报》编辑部任记者。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后来被下放到南湖渠砖厂劳动，前不久刚调回市局工作。刘尚煜同志工作热情特高，老有股要把被打成右派这几十年的损失尽快夺回来的劲头，他工作能力强办事果断，给他当副手痛快有奔头。当时宣传科有三位科长，正科长刘尚煜，抓全面工作。副科长吴家华，主要负责对外宣传工作。还有我，还是抓思想政治工作和《首都公安报》编辑部工作。那时我们仨都比较胖，老刘第一胖，老吴第二胖，我是第三胖，外科人都习惯叫我们胖子科长，我们仨是宣传科里领路的三驾马车。我手里还有一张当时我们仨在办公桌前研究工作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我们仨当时确实有些胖。不过胖归胖能干归能干，那时宣传科的班子是办公室里公认的最强的最能干的班子之一。老刘后来升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他始终分管宣传工作，直到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他被调到北京市人民警察学院当院长，他才彻底离开了他所钟爱的公安宣传工作。本来在“六四”以后市局要提拔副局长搞民意测验，老刘是分数最高的人，我们都以为老刘这回非当副局长不可，谁知他只当了个副局级的院长，我们都为老刘可惜更为市局可惜，老刘若是当上副局长全局的工作面貌一定会有新的改观！不过这都早已成为历史，刘尚煜也早已因为积劳成疾病逝离开了我们。
我辅佐的第五位科长是吴家华。老吴也是宣传科的老人了，他比刘尚煜的年龄小一点，中等个，留着大分头，说话幽默，喜欢开玩笑。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在宣传科工作，“文化大革命”之中被下放到外单位劳动锻炼，后来到了北京市燃气公司当科长。1979年前后调回市公安局宣传科开始任副科长，经历了几任科长之后在刘尚煜升任办公室副主任以后，他被任命为宣传科科长。我是第一副科长，副科长还有新提拔的张卫华等。我还负责全科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首都公安报》的编辑工作，以及新成立的影视组的工作。张卫华负责新从《首都公安报》分出去的内部杂志《首都公安》的编辑工作。后来大约是1985年年初前后吴家华同志升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是前二年由研究科演变而成，是和办公室平级的正处级单位。吴家华同志调走后宣传科就由我代理科长，那时的副科长有张卫华、张策、宁红、魏凤英和车予正等人。张卫华和张策负责《首都公安》杂志编辑部工作，宁红负责《首都公安报》编辑部工作，魏凤英负责对外宣传工作，车予正则负责影视组的工作。
我那时的工作特别忙特别累，全科几摊子的稿件都要由我来三审，特别是《首都公安报》和《首都公安》杂志的稿件量特别大，又有时间要求，而且由于这两摊的编辑记者大都是新来的年轻人，稿子的质量大都不太高，说是审稿其实大都需要改稿，在改稿上我受历届老领导的影响比较深，改起稿件来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绝不凑合。因此我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在审稿改稿上，再加上审阅对外宣传和影视宣传的稿件，那时的我真可以说是连轴转，很快我就因头痛、血压高和糖尿病病倒住院，连住院带到市局香山疗养院疗养我先后治疗休养了半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委托张策主持全科工作，但在我住院期间科里不少同志到我那儿反映张策同志哥们义气太重，好多事处理的不太好。我没太注意，本来嘛当时张策不到三十岁，又是故宫博物院水暖工出身，你让他管这么大的科室这么多摊的工作不出大的纰漏就算不错了，哪能一点失误也没有呢！不过我还是提前结束了在香山的疗养返回科里工作。回到科里不久，我就被任命为宣传科正科长。那是1986年春天的事，那年我39岁，在办公室众多的科长中我是最年轻的一个。
回想我刚调到市局的10年间我先后給五位科长当助手，当的都很成功，这五位科长都很满意，而且我自己的领导水平也大有提高，原因何在？我后来曾经认真总结过，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听话坚决按领导意图办事。一把手是单位的核心和灵魂，作为副手要坚决按照一把手的意见办事，要说一是一指到哪打到哪。即使一把手的指示有误，也要婉转曲折地去执行，而不要硬顶更不要对着干。这是能否做好副手的关键一条原因。
二是谦虚谨慎不要争强好胜。在一把手面前永远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因为一把手就是比你水平高比你强，要不人家能当一把手你为什么就当副手呢？即使有时一把手说错了话办错了事，也不可表现出争强好胜强势压人的态势，而应注意方式方法委婉的提出来。总之在一把手面前不要显得比一把手还强，要善于当弱者。
三是要努力工作特别是一把手不在面前时。作为副手就是要努力完成一把手交给的各项任务，努力工作不仅是为一把手更主要的是为革命工作，当你把自己的工作与革命联系在一起时，你就会明白为革命而去努力而去拼命是值得的。这里要特别注意努力工作一定要做到一把手在与不在都一样，千万不能一把手在时一个样不在时又一个样，要始终如一，时间长了一把手就会了解你的革命干劲，就会敬重你喜欢你。
图为作者（右一）陪同第4任科长（中间穿警服者）刘尚煜在欢送日本电视台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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