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马卫东 于 2015-1-16 12:26 编辑 十
在我工作之前和工作之初我的身体十分强健。
我原是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的学生，后来二十六中又恢复了原来的老名字汇文中学。汇文中学是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北京市的重点学校，她不仅学习好，升学率高，而且各项文艺体育活动开展的也很好，她的口琴队在全国有名，经常在电台中播出她演奏的曲目。她的篮球、乒乓球、体操、田径等项目，曾多次在全国、全市的各种比赛中获得名次。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熏陶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从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已经是一位热爱读书，热心写作，积极从事各种体育锻炼的人了。
汇文中学校址原在东城区的北京火车站一带，后来因建设北京火车站她被迁到现在的崇文门外幸福大街，她是用建设人民大会堂的剩余材料建成的，所以无论从样式还是从工程质量看，她都是当时条件最好的中学校舍之一。她的阶梯教室，她的宽阔的操场和她吸音效果特别好的大礼堂，在当时的中学当中都是赫赫有名的。她是当时崇文区里最好的中学。
我出身在工人家庭，我父亲是北京铁路局的一名普通职工。那时我们家住在东长安街北京饭店后身的南夹道，我就在南夹道西侧的南河沿小学上学。后来在小学临近毕业时我们家搬到崇文区夕照寺街，上学就比较远了。但夕照寺街离汇文中学比较近，我就在小学毕业时报考了汇文中学。在升学考试中我以接近满分的优异成绩考入我的第一志愿汇文中学。在汇文中学我是班长，我热爱读书热爱学习热爱各种文体活动在我们班是出了名的。由于我们家子女比较多，家境比较贫寒，我从小就养成艰苦朴素的好习惯。那时中午同学们都带午饭，家长们都给备好了各种好吃的饭菜，可我家里没有这个条件，母亲只能给我带半饭盒玉米面加上一把菜叶，一勺盐，蒸玉米面糊吃。赶上自然灾害那几年，母亲经常带我们去附近的劲松去挖野菜、打榆树钱吃，或是到附近的菜站去捡菜站扔掉的白菜帮子和其它菜叶吃。那二年我的午饭带的就不是以玉米面为主的玉米面糊了，而是以白菜帮子为主玉米面为附的菜糊糊了。那二年虽然生活艰苦了点，但我们周围的小伙伴们却没有丝毫烦恼，我们照常上学，照常锻炼身体，似乎就没有暂时困难这一说。
那时锻炼身体我们是捡最简单易学又因陋就简不花钱也能办事的项目去学去练。比如长跑，比如举重，比如游泳，又比如打乒乓球、练体操等。长跑和游泳是最简单易学又不用任何投资的锻炼项目，我们就没事练长跑练游泳。举重和体操是锻炼臂力锻炼肌肉的必不可少的项目，我们就拿附近捡来的城砖，中间凿出窟窿做成杠铃，放在院子里每天晚上练习举重。至于练体操、打乒乓球，它要有单、双杠、吊环和乒乓球台等器械，我们就只有到附近有设备的学校里去锻炼了。虽然那时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有些锻炼中的趣闻至今还记忆犹新。
记得那是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们几个小伙伴又来到附近的龙潭湖畔练习长跑。
六十年代初期的龙潭湖公园还比较偏僻，四周基本上是农村，公园是免费自由出入，湖岸边有一条环湖公路，那时还是土路，旁边长满了野草，路灯也不全，有的亮有的不亮，路上行人很少，我们就在那条路上练习长跑。
平时我们跑步都是沿着那条公路跑，这天我们跑到龙潭湖东南角时有人建议上有亮光的东南方向去看看，我们就调头往右朝亮光处跑去。那时我们都是一帮刚上中学的中学生，对“军事重地外人不得擅自进入”标牌没有什么感性认识，我们明明知道那里是北京空军的雷达站，门口有标牌不让人随便进入，但出于好奇我们还是朝那里跑去。快接近门口时，突然从门里跳出一条黑色的军犬，汪汪狂叫着冲我们扑过来。这条军犬足有半人多高，竖着两只耳朵，摇晃着尾巴，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军犬。我们稍一发楞，那条军犬已经扑到我们面前。不知是谁喊了句“快跑啊！”，我们撒丫子就跑。我们跑得那个快呀，也顾不上前边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就是一股劲朝前跑，耳边只听见呼呼的风声，别的什么都记不得了。我敢说那是我一生中跑得最快的一次！我们足足跑了四五十米远直到后边没有了狗叫声我们才停了下来，这时我们大家人人都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站都站不住了。
从此我们知道龙潭湖东南角的雷达站那儿有军犬，我们再也不敢上那儿去跑步了。
中学的日子是艰苦的，但也是幸福的。我在中学里学到很多知识，特别是写作，她伴随了我一辈子，使我终生受用。我还在中学期间练就了非常棒的身体，使我在以后高压力、超负荷的工作中经受住考验。
1964年9月我中学毕业。因家里生活困难，我又是家里最大的孩子，需要挣钱养家糊口，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于是我没有继续升学，而是报名参加北京市公安学校的学习。在公安学校学习，既可以满足我学习的欲望继续参加学习，又可以解决我挣钱养家早日工作的愿望。那时我们学员每月发23元津贴，我除去吃饭和零花钱每月还能给家里10元钱，供家里补充生活用。在那种艰苦生活的条件下我仍然坚持锻炼身体，我虽然很瘦，1米74的个头儿只有106斤重的体重，但我的肌肉很发达，胳膊上的踺子肉滚圆滚圆的，腹肌上的八块肌肉一蹦起来，好似铜墙铁壁。那时候我浑身老有使不完的劲儿。
1966年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们提前结束了公安学校的学习，我被分配到宣武公安分局工作。那时宣武分局大院里有一副单杠和一副双杠，我就抽空去锻炼身体。我可以在单杠上轻而易举地由引体向上再往上一拉，手腕子往单杠上一按，同时收紧腹肌，手脚自然垂直，一下子就按到单杠之上。这样的动作我一下子可以连做十几个。这可是全分局800多名民警中没有一个人能做得了的。可见我当时的身体有多么棒!
我的身体棒还可以从当时“大清查”工作中看出来。1969年我刚到派出所工作时，正赶上全局开展“大清查”工作，每天夜里11、2点钟由责任区民警带着居委会的治保积极分子到居民家里去查户口。由于去的时间比较晚，居民一般都关门睡觉了，有的院街门离居室距离比较远，你在大街上敲半天门里面也听不见。这时大家都很着急。我就站出来说：“让我试试！”说着，我抬头看了看院墙，只见院墙的顶部可以用手扒住。于是我就用力一跳用手扒住墙头，然后用单杠上练就的按手腕收腹上杠的方法，不费劲也没用脚爬就上了墙头，然后我再跳进院里打开街门。在以后几个月的“大清查”的日子里，我就是用这个办法带领治保积极分子进居民院的。当时有的居民还奇怪地问我：“我们的院门关得严严实实的，你们是怎么进院的？”那时我只有付之一笑。
我的身体开始变坏是从我调入治安科特行组开始的。那时特行组工作大都是晚上9、10点钟开始到第二天早上4、5点钟结束，然后洗洗涮涮睡觉。有些老同志还可以一觉睡到11、2点，一天睡个6、7个钟头。可我不行。别管头天多晚睡觉，第二天早上7、8点钟准醒，再加上那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整天分局院里乱哄哄的，我哪睡得着觉啊！再加上到特行组以后也没时间锻炼身体，这么着时间一长，身体逐步吃不消了。
1969年我又被下放到大栅栏派出所工作，早上6点钟起床出操，晚上挖防空洞到深夜1点多钟才睡，我的身体进一步遭到损害。1974年我被调回分局秘书科工作，以后又调到市局研究科、宣传科工作，我是个极为好强的人，各方面工作都要求很高，决不落后于别人之后。那时的《首都公安》稿件“三审”任务特别繁重，稿件的改动量也特别大，白天正常工作时间工作根本做不完，就只能利用晚上和星期天休息时间加班完成。所以那时候我的工作加班加点特别多，我翻出我八十年代的考勤发现，那时侯每个月我加班的时间有20来天，不加班的时间也就5、6天。也就是说每个月有一多半时间都在加班，加班的内容大多是审稿改稿。
由于我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再加上我自调到宣武公安分局治安科特行组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锻炼身体，我的身体出现极大反差，原先锻炼的活动量特别大，到现在又一点锻炼也没有，整天还特别累，饭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吃得更多了。这种不规律的生活习惯导致自己一下子胖了起来。我就感觉自己像气吹的一样一天一个样，到了八十年代初，我已经由刚参加工作时的110斤长到后来的180斤，由一个小瘦子一下子变成了大胖子。
于是1985年夏季疾病终于像恶魔一样扑向了我。
那天下班后我像往常一样带着稿子回家审稿，突然我的左侧头部剧烈疼痛起来，就跟放电、针扎的一般。开始我还硬顶，可后来疼的时间间隙越来越短，我只好到市公安医院去就诊。医院让我住院，经过各方面化验、检查，最后确定我得的是糖尿病、冠心病和血压高等慢性疾病。彭世荣大夫告诉我，你得的是终生疾病，一辈子都得吃药。我愕然了，我刚30多岁还不到40岁啊，就要吃一辈子药，这哪有个头啊！那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不好，整天闷闷不乐的一点精神也没有。彭大夫就劝我说你现在还年轻，只要你坚持按时吃药，坚持锻炼身体，不要过于劳累，你的病发展会很缓慢的。她还建议我出院后直接去市局香山疗养院疗养一段时间。
两个月后我出院了。我根据彭大夫的建议又住进香山疗养院。那时市局香山疗养院就在卧佛寺大门的正前方几百米远的地方，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很适宜病人休息疗养。在那里我每天坚持按时吃药，坚持锻炼身体，和其他病友一起爬香山、下樱桃沟，读读书，练练篆刻。我的身体恢复很快，转眼间我已经疗养了4个月，经过这几个月的疗养，我的各项身体指标已接近正常。再加上我也比较想单位，因为我因病离开岗位已经快半年了。科里也不断有人来看望我，向我反映科里的问题，希望我能早日返回科里，主持工作。我决定疗养4个月后返回工作岗位。1986年早春我精神抖擞地回到科里。
回到科里以后不久，我被任命为科长。我除了按时看病按时吃药能够坚决做到外，其余的医生大夫的要求，都只能作为耳旁风付之东流了。
那时我是半个月或一个月去医院看一次病，每次医生都给我开病假条，一开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可是我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2000年我突然在几个月内瘦下好几十斤肉，同志们怕我得了癌症，劝我到医院检查检查，我只好住进北京医院检查了十来天。结果没检查出其它病症，只不过是因为工作忒劳累糖尿病更严重了。我及时调整了治疗方案，出院后继续上班。2003年、2008年和2011年我又三次因糖尿病恶化，第三次加上因急性脑梗住进医院，在医院住院治疗了几十天。除此之外，在工作期间我没有因病休息过一天。
正如1989年初，《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蔡红在采访《金盾》杂志编辑部的《金色盾牌，热血铸就》的文章中所记述的那样：“说到拼命工作，就不得不提到小伙子们的‘顶头上司’——主编马卫东。老马是个‘老公安’，他是一见工作就拼命干的人，由于劳累，患了多种疾病。医生要他长期休息，这怎么可能呢？为了坚持工作，用小伙子们的话说：‘老马每天早上吃一大把药片，就跟吃糖豆一样。’‘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公安警察的优良品质’，老马历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他总是以身作则，什么吃苦的事都走在别人前面。”
“是啊，有这样一位可敬的‘队长’，还能带不出第一流的士兵吗？”
“多么可爱的年轻人！我离开《金盾》编辑部以后，他们每个人的形象仍在我脑海中萦绕：憨厚的老马，强壮的张策，干练的小刘，开朗的小洪······这真是一个朝气蓬勃、富有活力的男子汉世界。这时，我耳边仿佛又响起那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金色盾牌，热血铸就······’的歌声。”
是啊，为了这金色盾牌我没日没夜工作，在当特行民警时，为查获各种嫌疑人，深夜走街串巷查宾馆，发现查获可疑人，一天只睡4、5个小时觉。
是啊，在派出所工作时，我不顾身体状况，玩了命地参加挖防空洞的集体劳动，而又长期缺觉，使身体受到致命伤害。
是啊，在以后的长期时间里，为了做好首都公安的宣传工作，我不分早晚，不管节假日，一年到头加班加点审改稿件，终于患上糖尿病、冠心病、血压高等终身疾病。
是啊，在我患病之后，为了这金色盾牌更加光芒四射，我不但没有休过病假，而且不顾以后年近六旬体弱多病，仍然与年轻人一起战斗在公安图书储运第一线，带头打包，带头搬运，带头干重体力劳动，为警徽增辉，为金盾添彩。
现在我身带一身疾病已经光荣退休。我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繁忙和紧张，也没有了昔日的加班加点，但仍有的是每天一日三餐“就跟吃糖豆一样”地吃药，而且又增加了一日三餐的打胰岛素针。我的身体每况愈下，一日不如一日，我已经感悟到人的一生秋季的到来。此时此刻，当你回首往事时前苏联著名作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的一段著名的话语又映现在我的面前：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的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它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我仔细回首着往事，我没有因虚度年华而悔恨，更没有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人民公安事业！我为人民公安事业而生，为人民公安事业而奋斗，为人民公安事业繁荣发展而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值得！
我不愧人民警察的称呼。回顾我的一生，我是一名好警察，是一名有创新精神与时俱进的好警察，我虽然没有机会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自己毕生追求的警察事业，但已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她。在我退休之后，我可以大声地说：我曾是人民的好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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