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马卫东 于 2015-2-9 14:15 编辑 十二（配合日本电视台拍摄纪实片《北京警察的48小时》）
1987年夏季，在我们刚拍完电视系列剧《反光镜》不久，我们宣传科又接到公安部的新任务：配合日本电视台拍摄纪实电视片《北京警察的48小时》。
那天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刘尚煜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跟我说:“小马啊，这里有件公安部的批件你看看。
我接过文件仔细地看了看，只见这是一份请示公安部要求配合日本电视台拍摄中国警察48小时工作学习和业余文化生活的纪实电视片的请示报告。报告上写满了各级领导的批示，上面批示的最高领导是一位副部长，他在上面批示：请北京市公安局协助拍摄。我就问刘主任怎么配合？老刘说你先看看他们拟的脚本，看看哪些能拍哪些不能拍，然后咱们再商量。
我随后认真看了他们送来的脚本，这是一本8开大小的本本，上面打着横隔，每个横隔里填写着他们想拍的镜头。我反复看了看里面的内容，觉得大多数内容还是可以提供给他们拍的，只有少部分涉及政保内容，涉及政治侦查工作的内容，不适宜他们拍摄。再有就是在“爱民月”等涉及中国警察与人民群众鱼水关系方面的镜头太少，我们应给予补充。我把自己的这些想法跟刘尚煜主任说了，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与建议。他让我再仔细梳理一下日方提供的脚本，把我们认为不适宜拍摄的镜头统统删去，把我们认为应该加进去的镜头统统加进去，然后按分镜头脚本的要求重新写出来。
我接受了任务，说干就干，大概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把一份完整的《北京警察的48小时》的电视纪实片的分镜头脚本送到刘主任的办公桌上。这个分镜头脚本我也是用横隔把每个镜头隔开，每个镜头又分为：镜头内容、拟拍摄地点、拍摄时间长度、拟参加拍摄人员、注意事项等，每一项内容都写得清清楚楚。刘主任看后连说：“写的不错，写的不错！”随后他把这个分镜头脚本连同公安部的批示报给苏仲祥局长，苏仲祥局长批准了我们拟的脚本，并同意报告中提出的此项工作由刘尚煜、马卫东和朱颖国同志协助完成的意见。得到局领导同意协助拍摄的指示以后，刘主任又把这个脚本寄给日本电视台。不久日方回话，他们同意我方提出的分镜头脚本，不日来中国拍摄此片。
在日本电视台来京之前，刘尚煜主任召集我和朱颖国开会。刘尚煜主任说：“这是我局解放后首次接受外国媒体全面采访，我们一定要做好接待和协助拍摄工作。这次是在外国人民面前首次全面展示北京市公安局的面貌，我们要借他人的舞台唱好自己的戏，让世界正确认识北京市警察的形象。”他还要求我们：“要谨慎办好这件事，要坚持原则，属于我们公安局内部的事情，绝不让日本人拍去；但我们也要讲究灵活性，只要允许外国人参观的地方，就允许人家拍摄。”他还说：“你们是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去工作的，事事处处都要表现出中国人民警察的风采来。”刘尚煜主任的这些话，我们深深记在心里，并认真落实在以后的中外合作的拍摄工作之中。
不久日方拍摄小组的人员到齐了，刘尚煜、朱颖国和我我们一起接待了日本电视台的朋友。刘尚煜主任向日方介绍马卫东科长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入住剧组，并全权处理北京警方的一切事务，朱颖国副科长协助马卫东科长工作。刘主任并向日方介绍，咱们这次拍摄工作的分镜头脚本就是马卫东科长写的。当日方翻译、日本华侨林南**翻译完刘主任的话以后，在座的日本朋友顿时热烈地鼓起掌来。日方导演连说：“你们警方还能写出分镜头脚本来，真了不得。说明你们不仅有能力维护社会治安，还能拍电影、电视剧。你们北京警方真是人才济济！有这样的人才配合我们拍片，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进入实拍阶段，朱颖国负责联系拍摄单位的事先联络与寻找群众演员、准备服装道具等工作，他按照分镜头脚本的要求，提前两三天安排好拍摄工作。老朱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白天他自己按照分镜头脚本的要求来到下一步要拍摄的单位，与单位领导商量研究两三天后如何配合日方拍摄，在人员、场地、道具上做好充足的准备。晚上他还要赶回剧组，参加剧组的碰头会，汇报他的工作进展情况。有时赶上要联系的单位拍摄任务比较多，比较复杂，我就和老朱一起去联系，保证拍摄计划按时完成。朱颖国同志就是这样每天循环往复，仔细认真的安排好以后两三天的拍摄工作，在一个来月的实拍阶段，从来没有因为他的工作失误，影响了整个剧组的拍摄工作。
我负责剧组拍摄现场的协调工作，小到拍摄现场出现什么问题，包括演员不到位，现场维持秩序上有什么问题，调换服装道具等，大到日方临时提出增加或减少拍摄镜头等，都需要我当场拍板。问题重大，现场实在定不下来的，我就赶回市公安局向刘尚煜主任或主管局长汇报，争取尽快解决。刚开始拍摄不久，日方突然提出：一定要拍摄我局政治侦查方面的工作，并说政治侦查是公安局工作的一部分，这部分不拍就缺少真实性，会让日本观众错误理解中国警察的工作。我反复跟他们交涉，告诉他们政治侦查工作早已分到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里，已不属于市公安局的工作范围。但就是说不通他们。我就去找刘尚煜主任汇报，他坚定地告诉我: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丝毫让步，说不让拍就不让拍！告诉他们我们已经请示了市公安局局长，局长答复北京市公安局已经没有这项业务，如非要拍摄，请与北京市外事办公室联系，他们如果同意可以到市国家安全局去拍摄。日方听了我的回答，只好收回这个要求。
对于他们的合理要求，我们还是要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在拍摄的中后期，日本方面又提出希望增加拍摄北京警方出动警力的镜头。按照他们的设想，镜头在市公安局大门口拍摄，要设立上中下左右5、6个机位，从不同角度进行拍摄。同时要求要有10来辆警车和几十辆警用摩托车从市局大院里依次开出，有的朝东，有的朝西浩浩荡荡开出去。我返回市公安局向刘尚煜主任汇报。我向他说完日本电视台方面的设想和要求后，他表示：这一组镜头可以表现我们北京乃至全中国警察的强大和震慑力，我们组织拍摄虽然费点劲麻烦点，但对树立我们北京警察的形象有利，可以组织他们拍摄。于是我们就很快同意了日方的要求。
这一组镜头看似简单，但组织起来确实很麻烦。刘尚煜主任和我先以市局办公室的名义召集交管局、消防局、治安处和东城分局等单位的相关负责同志开会，通报配合日本电视台拍摄《北京警察的48小时》公安部和市公安局领导的批示，以及下一步需要拍摄北京警方出动警力镜头的设想，以及需要各单位协助的工作等，都一一作了安排部署。开拍那一天天气晴朗，蔚蓝色的天空漂浮着几朵白云，蓝天下的东西长安街上人水马龙。设立在市公安局大门对面消防云梯车上的镜头从天安门广场摇向市公安局大楼，只见10余辆警车鸣叫着开出市公安局大门，在警车的两侧伴随着几十辆警用摩托车。霎时，设立在不同位置的机位从不同角度同时拍摄，那情景那场面真是雄伟壮观极了。日方要求增加的这一组镜头，终于顺利完成了，我们和日本方面都很高兴。
我在《北京警察的48小时》剧组期间，我还坚持我们在《反光镜》剧组的做法，即每天坚持召开碰头会。别管每天拍摄到多晚，也要召开碰头会。这样可以及时总结一天的拍摄经验，纠正存在的问题，保证以后拍摄任务按时按质顺利完成。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我、朱颖国和剧组的导演、男女主持人、摄像、录像、录音，以及日方翻译林云、林南姐妹俩等人围坐在一起，总结一天的拍摄情况，找出成功的地方及存在的问题，力争明天加以解决。然后由朱颖国通报明天拟拍摄镜头的准备情况，以及场地、人员、服装、道具的具体落实情况。最后由我作总结。在我们实拍的一个来月时间里，我们天天都这样做，为保证拍摄任务的顺利完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碰头会长短不一，有事则长，无事则短。短的时候晚上8、9点钟就开完了，长点的时候要开到晚上10点11点钟，更有的时候研究的问题比较多，则要开到深夜11、2点钟。不管碰头会开得多晚，第二天我们仍是早上6点多钟起床，又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
这样的紧张生活持续了有一个多月，到实拍阶段后期，有好几个日本小伙子累倒了，发烧，浑身没劲，拍摄工作只好暂时停顿下来。日方翻译林南**竖起拇指跟我说：“咱们中国警察真棒！我们原以为中国人都懒惰，上班泡杯茶，一坐就一天，今天我们从你们身上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从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未来，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她还说：“真没想到你们身体这么棒，比日本小伙子身体还好。不过你们也要注意保养好身体呀！”说实在的，当时就连我们自己也感叹：这些日本朋友，包括林南姐妹俩，你们哪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啊。我们这些浑身是病的40来岁的中年人，竟没日没夜的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连日本小伙子都累倒了好几个，我们却没事，这里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刘尚煜主任所说的“时刻想着自己是人民警察”这个精神支柱在支撑着我们。在配合日本电视台拍摄《北京警察的48小时》的时候，正是我病倒住院治疗后的第二年，那时我到医院看病取药，大夫每次都要给我开全休的病假条，但是我一天也没休息过。这次不但没有休息，反而连续加班加点工作了一个多月，竟以坚强的意志在20多岁的强健的日本小伙子面前没有丢中国人的脸面，他们病倒了，我们却依然精神抖擞地坚持工作着，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我们？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精神作用吧。朱颖国同志也是疾病缠身，他是多年的老胃病，平时吃饭很少，身体瘦得跟皮包骨一般，医院也经常给他开病假条，他也很少休息病假。我们俩个大病号竟然赛过了日本棒小伙，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奇迹还有呢。那就是这次协助配合日本电视台拍摄《北京警察的48小时》，我们不仅在政治上获得巨大成功，我们首次向外国人民真实客观全面地介绍了我们中国警察、北京警察的强大，也成功地让外国朋友了解了我们中国警察、北京警察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以及我们中国警察、北京警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勇于牺牲，格尽职守的精神。我们真正做到了借外国人的舞台唱自己的戏。而且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演出，这是一次中国对外宣传工作成功的典范！而且在经济上同样获得较高收益。1987年的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那时人们的注意力或侧重点大都放在政治上思想上，还不会或不懂要经济上的效益。在这种背景情况下，我们北京市公安局接待日本电视台《北京警察的48小时》剧组小组一行3人，在刘尚煜主任的领导下，以我为主和日方谈判经费问题。我从有关部门找来拍摄影视剧的各种有价物品价格参考的条款，按照分镜头脚本的需要，一项一项列出所需经费，例如场地费、服装道具费、参与演出人员的演出费、维持拍摄现场秩序人员的劳务费、拍摄所需交通工具费、拍摄所需特殊用品像消防车、云梯车的费用等，能列出的尽量列出，按照当时社会通行的标准向日方索要费用，再加上后来日方两次提出增加拍摄镜头的费用，我记得共向日方要价100多万元，具体数字我现在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日本方面经过几次谈判，最后都如数付给了我们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宣传科，我们从中拿出近一半的钱付给了参加拍摄的单位和个人，剩下的一半多的钱就作为宣传工作经费，列入宣传科的账号之中了。虽然钱不算多，但是几十万元钱在当时也不算少数了。我就是利用这种办法，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法为宣传工作积累资金。到1996年我调离法制宣传处时，全处的账号上已经积累了宣传经费600多万元，为后人实现公安宣传工作现代化，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和刘尚煜、朱颖国三位同志虽然为《北京警察的48小时》的成功拍摄，呕心沥血，带病加班加点工作，连续一个多月没有回家，吃住在剧组，以剧组为家，每天连滚带爬连续战斗，保证了电视片拍摄工作高质量完成。但我们仨个人却一分钱报酬也没拿，一分钱补贴也没拿！按现在的行情，我们每个人做这么大的贡献，每人要是拿个几万元钱不算多，就是按当时的稿酬给予办法，我们每个人拿到几千元钱也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我们却一分钱没拿。这不能不说我们仨的精神境界有多么高！我们完全是把个人的利益放在脑后，个人的一切都是国家的。那时谁还想过为自己为个人要报酬呢！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拍摄，我们终于完成了电视片《北京警察的48小时》实拍阶段的拍摄工作。在欢送宴会上，日本朋友们感慨万分，一再向我们中国警察表示敬意并一再表示感谢。日方翻译、日本华侨林云、林南姐妹俩也连说这次拍片感受最大的是：伟大祖国再也不是我们小的时候离开中国时“文革”的样子，中国人民再也不是昔日懒惰的国人。中国警察更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工具，而是真正的与人民群众鱼水相连的、无私奉献的人民警察。我们从刘尚煜、马卫东和朱颖国三位先生的身上看到了这点，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更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与未来!
在日本电视台相关人员返回日本以后一个来月，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刘尚煜受邀赴日本监制《北京警察的48小时》电视片的后期制作工作。后期制作工作完成以后，刘主任从日本顺利返回。他从日本为我和朱颖国每人带回一件日本制造的家庭烤箱，烤箱虽小，也不值多少钱，但在那个时代进口货还是相当稀罕的，我的那个烤箱至今还保存使用着，它成了我对刘尚煜同志的一个念想，一个协助拍摄《北京警察的48小时》的永世不忘的记忆！
1988年夏季，《北京警察的48小时》在日本电视六台正式播出了。据我国外交部反馈大使馆的信息说：此片在日本各界引起极大的反响，日本人民通过这部片子看到了中国警察为人民辛勤工作的风貌。以后这部片子应日本观众的要求又重播了几次。从此中国警察是人民的警察这一印象便深深留在日本人民的心中。
通过拍摄《北京警察的48小时》，我们宣传科成熟了。
我也更加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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