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是喜欢 于 2012-11-3 20:33 编辑 川藏线
川藏线是川藏公路的简称。川藏公路是连通四川成都与西藏拉萨之间汽车通行的第一条公路。在此路修通前，千百年来，中国西南部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枢纽就是逶迤在横断山区和西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一条世界上地势最高、路况最为险峻的交通驿道－－茶马古道。
川藏线简介
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间的1958公里，靠牦牛运输，一年只能往返一次，骑马旅行也需要半年多的时间。川藏公路于1950年4月开建，新中国的筑路大军劈山治水，终于在1954年12月25日与另一条同样伟大 的、堪称“人类开创史之壮举”的“青藏公路”同时开通，一曲《歌唱二郎山》的战歌，一时流行全国。同时川藏公路317，318线被中国国家地理誉为中国的景观大道。以风景优美路途艰险著称！
沿川藏公路进西藏，须翻高山、跨急流，路途艰辛且多危险，但一路景色壮丽，有雪山、原始森林、草原、冰川和若干大江大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是旅游探险爱好者和摄影师的极乐所在。
如今，川藏公路已经是318国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有南线和北线，分线点位于四川省甘孜州新都桥镇前的东俄洛乡。
川藏南线
川藏南线于1958年正式通车。南线从雅安起与国道108分道，向西翻越二郎山，沿途越过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上游，经雅江、理塘、巴塘过竹巴笼金沙江大桥入藏，再经芒康、左贡、邦达、八宿、然乌、波密、林芝、墨竹工卡、达孜抵拉萨。南线相对北线而言所经过的地方，多为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沿线都为高山峡谷，风景更为秀丽，尤其是被称为西藏江南的林芝地区。但南线的通麦一带山体较为疏松，极易发生泥石流和塌方。川藏南线成都至拉萨全长2142千米，途经最高海拔4700米，有“世界高城”之称的理塘。
南线成都至雅安段由川西平原向盆原低丘行进，全为高速公路。雅安至康定段处于川西高原，也即青藏高原东南低缘，特别是在雅安天全县境内曾有“川藏公路第一险”之称的二郎山，地势逐步抬升，山河走势呈南北线纵向分布，公路基本是越山再沿河，再越山再沿河往西挺进。二郎山高3500米左右，隧道通行以后不再有“天险”之称，但越山后，泸定至康定间的瓦斯河一段，雨季时柏油路面常被漫涨的河水淹没和冲毁，并时有泥石流。
出康定即翻越山口海拔4290米的折多山。此山是地理分界线，西面为高原隆起地带，有雅砻江，右为高山峡谷地带，有大渡河。折多山是传统的藏汉分野线，此山两侧的人口分布、生产、生活状态等方面都有较显著的差别。大渡河流域在民族、文化形态等方面处于过渡地带，主要分布着有“嘉绒”之称的藏族支系。其地域往北可至四川省阿坝州的大小金川一带。
折多山以东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基本处于华西丰雨屏带中，植被茂密，夏季多雨，冬季多雪，地表水及河流对山体和路基的冲蚀和切割作用明显；折多山以西属亚寒带季风气候与高原大陆性气候的交揉区，气候温和偏寒，亦多降雨，缓坡为草，低谷为林，且多雪峰及高山湖泊。
折多山至巴塘一线海拔4000米左右，由东往西有剪子弯山、高尔寺山和海子山等平缓高山。理塘是此线重要的分路点，往北可抵新龙和甘孜，往南则抵稻城、乡城和得荣等地。宽阔平坦的理塘地处毛垭大草原，是此线平均海拔最高的县，其县城号称“世界高城”。巴塘往西逐渐进入金沙江东岸谷地，地宽而略低，是藏族传统的优良农区。但巴塘地处地质板块的吻合带，常有地震。
过竹巴笼金沙江大桥后，川藏线进入著名的南北纵向横段山脉三山三江地带。公路由此进入了长达800余公里的，呈不断上升的“漕沟状地质破碎路段”。在西藏波密至排隆间，雨季盛行时，肆虐的泥石流及山体滑坡令大地几成“蠕动状”，其威力足以使车行此地的人惊心动魄，直至翻过西藏林芝县境内的色季拉山口。此线有盘不完的山，淌不完的河。川藏线上几乎所有的天险都集中在这一段。色季拉山口后特别是林芝后，全为高等级公路，直到拉萨。
川藏北线 川藏北线从成都出发，经雅安直接进甘孜后，经炉霍、甘孜、德格过岗嘎金沙江大桥入藏，再经江达、昌都抵南北线交合点邦达后，经波密、八一往拉萨，全程2413公里。此线被旅游探险者称之为“小北线”。另一条北线是从成都北上，在汶川与国道213分路，从刷经寺经马尔康、昌都到达拉萨，是国道317的重要组成部分。南线与北线在昌都与邦达有国道214连接。北线沿317国道在那曲与青藏公路汇合，也可到达拉萨。同时也是青藏公路的组成部分。川藏北线成都至拉萨全长2412千米。此线被后来的旅游探险者称之为“大北线”。
而本站所指的川藏北线是指：从成都出发北上在映秀镇往西，穿过卧龙自然保护区，翻越终年云雾缭绕的巴郎山（海拔4523米），经小金县，抵丹巴。进入甘孜后，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过岗嘎金沙江大桥入藏，再经江达、昌都、类乌齐、巴青、索县、那曲至拉萨。北线相对南线而言，所过地区多为牧区（如那曲地区），海拔更高，人口更为稀少，景色更为原始壮丽。
与南线新都桥至巴塘一段相比，川藏北线新都桥至德格一线，基本上是沿鲜水河、雅砻江而上，时有草场、峡谷、河水、河原等地形，不似南线那般高拔和平缓。其中丹巴是嘉绒藏族的主要分布区，塔公草原（也称毛垭大草原）一带风光和人文见长，道孚、炉霍等地民居冠绝康区乃至整个藏区，甘孜县河谷是康区优良的农区，寺院林立，而马尼干戈、新路海、雀儿山一带自然风光优美，德格是整个藏区的文化中心。沿途最高点是海拔4916米的雀儿山，景色奇丽，冰峰雪山美若云中仙子。石渠有康区最美的草原，如由石渠进入青海玉树州，经玛多、温泉，可至达青海省首府西宁或青海湖。沿途高原湖泊、雪山、温泉密布，极少有旅游者涉足，是越野探险者推崇的极品线路。
沿川藏线进出西藏，每年的最佳时节是5月份和8月中旬-10月。5月份至8月份之间是西部的雨季，川藏线因泥石流和塌方频繁，故行程安排应较为宽裕。除了能领略雨季川藏线分外美丽和诱人的旖旎风光之外，还需要徒步穿越塌方区的勇气与决心。
川藏线民居建筑 典藏新都桥民居：东方的金字塔
川藏线上的垒石与夯土民居，这些石碉的砌筑或是泥土的夯筑，其技术都堪称精湛、高超，其气势甚为雄伟、壮观。它也强烈表达出建筑者对大地的敬畏和热爱。我仿佛听到了“大地之歌”交响曲。
从折多山下来不远，在川藏线南北分叉路口，有一片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神奇的光线，无垠的草原，弯弯的小溪，金黄的柏杨，山峦连绵起伏，藏寨散落其间，牛羊安详地吃草……这，就是新都桥，令人神往的“光与影的世界”、“摄影家的天堂”……
新都桥的木雅民居大都采用倚山建房，以石砌墙。房高数丈，一般三层，底层养畜，楼上堆物和住人，采光极好，白墙院子和朱漆大门，每座楼房的每面墙上开着三四扇窗户，窗檐上用红、黑、白等色彩描绘着象征人丁兴旺、五谷丰登之意的日月或者三角形图案。
中国最美丽的乡村：丹巴甲居藏寨
整个丹巴甲居藏寨面积约5公里，149家藏寨星罗棋布，甲居全景以绿色、白色为基调，造型独特、别致，绝大部分民居为四层，石木结构建筑，完整保留了嘉绒民居的基本特征，保持了历史的面貌和风格。甲居藏寨是自然环境与建筑的完美结合，具有高度的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中国民族建筑的典范，被世人称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藏区的童话世界”。
村寨建在山腰，山下就是大渡河的主要支流大金河，村寨美丽幽雅，一座座造型别致的白色小楼错落在浓荫绿抹之中。小楼大多为三至四层，楼顶四周建有小塔，塔上插着玛尼旗，门前挂有经幡。其底层为牲畜圈，二层是客厅和厨房，三层以上为卧室及经堂。外形上，既有寨房的特征，又有碉楼的形态。丹巴藏寨墙体也用石头砌成，一般为三至四层，底层是仓库和圈养牲畜的地方，二层为客堂、厨房，三层为居室，顶层常设为经堂。一侧还配有厢房。但不论房屋和厢房如何建造，顶层外缘都环围着黄、黑、白三种色带，这是嘉绒藏寨的一大特色。
几百幢美丽独特的嘉绒藏式民居依山就势错落有致地融于自然环境中，背靠神圣的墨尔多神山，脚下是流淌的金川河谷，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如此古朴典雅的丹巴乡土民居资源，是中国乃至世界乡土民居建筑的一朵奇葩。
川藏线上的木制民居：大地凝固的音符
道孚民居是藏式建筑中极具特色的一种。它特有的气质，在道孚构筑着历史和现在。远远望去，错落参差的建筑在青山绿水间静静流淌，宛如高高低低的琴键，叩响勤劳与智慧的婉转乐曲。专家们“到藏区不去参观道孚，犹如到了北京未去长城”的评价所指，主要是道孚随处可见的、举世闻名的“崩空式藏民居”，就是“木头架起来的房子”。
崩空的形式分两种，一种是以夯土或砌石为主，在其上象征性的架上一两间崩空的土木或石木结构形式；一种是以整原木架就的全木结构形式。主要分布在川藏北线上的道孚、炉霍、甘孜、德格和西藏的江达一带，其中尤以道孚和德格两地的全木结构“崩空”最具特色。
马尼干戈是进入德格后的第一个小集镇，由于这里海拔高、气候严寒，“崩科”式民居低矮了许多，而且多为单层式，如“火柴盒”似的。但你可别小觑了它，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显得过于简单的“崩科”式民居，从它的身上，可以感悟到青藏高原上多姿的“崩科”式民居早期雏形的影子。
德格地处深谷，民居皆依山势而建。重重叠叠依山而建的民居，给人一种扶摇直上的感觉。由于地势所限，这反而促使德格“崩科”式民居在空间布局上发挥得更自由。在层数上，或二层、三层不拘；在阳台的取位上，或居中或置边，随主人的意愿而为。窗框呈外八字形，一般要雕凿二至三道图案，如蜂巢、串珠、莲瓣等，并且着彩，透露出一种华美的气息。
昌都康巴民居：曼陀罗的世界
昌都地处藏、川、青、滇结合部的民族走廊与文化交流通道，作为古今往来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通道，有容纳、传播、交流和连接等多方面的功能。昌都文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多元文化交汇与融合的特点，这一特点不仅从四五千年前的卡若文化遗址中透露了出来，而且从建筑上延续了下来。
昌都地区民居按承重结构和使用材料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柱梁承重，石头砌外墙，即所谓的碉房。柱梁承重是藏族建筑的主要结构，在昌都地区这种结构更为突出。以木柱架构、密梁平顶、墙体不承重为特征，在墙外立柱托起大梁的结构，是昌都民居的一个重要特点。第二类为墙柱混合承重，夯土或石砌为墙。这种承重结构与柱梁承重的内部结构基本相似，所不同的是靠近墙体不再另立柱子托起大梁，而是把大梁直接架在墙体上，是昌都民居常见的结构。此类结构的建筑可以建的很高大，如结合军事防御的功能可称为碉楼。第三类为墙体承重与外围护合一的木楞房，即中国古代三种木结构类型中的井干式建筑。井干式结构在汉代常用于皇家或贵族的棺椁式墓葬。木楞房的基本结构为，将原木横向平置，十字交叉相互扣接，圆形向外，平面向内，转角的交接处挖成凹槽，相互搭接，上下层层叠垒后形成井字形或箱型结构的建筑，还可以根据需要放在板筑的楼层或墙体上。由于它的密封性能好，防潮、防盗，而且抗震力极强，常作为藏东地区富裕人家的粮食仓库。
昌都的民居在结构类型、材料的使用方面均不拘一格，呈现出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结合。近年我们在昌都地区乡土建筑的调查中发现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三岩民居和东坝民居。
三岩民居，一般房高3—4层，顶层或是上面两层是木架‘崩空’，其余为土墙，墙厚达1.2米左右，墙上有用于战争中射击和望的小孔。其形状和功能都与藏区的古碉建筑极为相似，底层为畜圈，2楼为厨房，3楼设经堂、寝室、粮仓，4楼为库房，房顶为晒坝。三岩的房屋没有一户人家的房屋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同一戈巴的成员的房屋全部紧紧相连在一起，多的达到数十户，即数十幢碉式房屋前后左右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庞大、气势雄伟的城堡。这些房屋不仅户户相连，而且家家有暗道相通，可自由往来。
东坝，传统独特的“一妻多夫”的生活方式，直接冲击了现代人“一夫一妻”、“闪电婚姻”、“同居时代”、“丁克”和“AA制”新概念！形成现代人与东坝人生存理念和生活理念的大对比！东坝民居是“大香格里拉”和“茶马古道”沿线宣传景点中，最别致、最有人气的一处景点。东坝民居的建成是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做工精湛，风格讲究；单就工艺雕刻而言，东坝民居有圆雕、浮雕、镂雕、链雕、透雕、半浮雕和线描等，仿佛中国古代寺院、宫殿、亭台楼阁、小桥、村舍等，仅门窗看、走廊看，或中式，或西式，或古朴，或现代，很难明确区分何为中西式、何为宗教元素，何为古现代，何为藏汉结合……在东坝这块土地上，所有兄弟在家业、财产、女人、孩子的属有权上，是不分彼此的，是共同享有和共同承担的，可见东坝的民居是以“多元素”的大融合来吸引世人眼球的。
林芝民居独钟情：俯仰天地皆美景
翻过色季拉山，一派宁静的西藏田园风光展现在我的眼前。一排姑娘在远处打“阿嘎”。“阿嘎”藏语意为 “白色的物质”。这是藏区特有的一种建筑材料，即将风化的石灰岩或沙黏质岩类捣成粉末，用于建筑物的房顶及地面。西藏民间将“阿嘎”看得很宝贵，很神秘，正如一首民歌所唱：“‘阿嘎’不是石头，‘阿嘎’不是泥土，‘阿嘎’是深山里莲花大地的精华。”在西藏，“阿嘎”的使用分布较广，其使用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吐蕃时期。时至今日，藏族地区还在普遍使用这一建筑材料。
林芝地区山高谷深，河流湍急，平川、谷地十分少见，沿途看到的村寨大部分坐落在山脚、河边的小块平坝上。这些民居往往建筑外墙为石砌，墙体材料除碎石、片石、卵石之外，木板、竹篱柳条篱亦为多见。林芝地区民居的基本形式是一户一栋二层楼，底层饲养牲畜或作储藏间，二层住人。内部结构基本是木质，屋内除梁、柱、地板以外，连隔墙也用木材。顶部多为斜顶，还有少量歇山顶。可以深度游历的，虚拟边界的“工布藏族文化博物苑”、“意境田园休闲地”。
在川藏线上，还有一种独特的民居——随处迁居的帐篷。历史上西藏牧民过着游牧生活。由于不断地迁徙，居无定所，为了御寒避风，他们制作出帐篷以作栖息之所。牧区广袤的绿色草原与五彩缤纷的帐篷互相衬托，呈现出一幅绮丽斑斓的高原景色。
川藏线上那千姿百态的民居建筑，也如这奇丽的大自然，让人流连在现实与梦境之间。
川藏线茶马古道文化
茶叶产自祖国内地，输入藏区的最初时间，据史料记载兴于唐代。从唐代开始，藏族饮茶渐成习俗，并成为饮食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藏族的茶文化中，除了饮食习俗的文化内涵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汉藏贸易文化。
汉藏“茶马互市”文化在唐代初兴时，被称之为“茶马互市”，即指以汉区的茶叶与藏区的马进行互换的以物易物的经贸往来。其时的互市之所，主要设在西北地区，在互市过程中还未形成一种专门制度。及至宋代神宗时期，采纳王韶建议，榷禁川茶，用于博马，实行官营。为确保茶马贸易的正常发展，宋廷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办法和措施。例如在管理上设置专门机构买茶司、买马司、茶马司、盐茶司、都大茶马司等；采取招马、降低茶价和提高马价等优惠政策；在制度上实行官运茶叶专卖的榷茶制。至使四川的茶马互市在宋代得以兴盛。其互市地点，主要有黎、雅、嘉、威、茂、文、益、泸、叙、夔和南平、长宁、永康等地，中心为黎州（今汉源)和雅州（今雅安)。元代，中央政府对汉藏茶马互市管理松弛，前期由政府统购茶叶销往藏羌地区，后政府停止经营，汉藏之间，听其民间自由互市。
但在交通方面，元中央王朝却十分重视川藏茶马古道的通畅。为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加强对藏区的治理，开辟从内地到西藏的交通线路，至使川藏茶马古道成为正驿，并设置驿站。凡持有玺书驿卷及藏区土司文牒的僧侣官员，便可在藏区和内地之间乘驿往来。元代，川藏茶马古道共设19处驿站。到了明代，对驿站进行继续维护和扩建。及至清代，区内驿站增扩至87处。泸定、康定成为川藏交通之咽喉。及至明代，初行“金牌信符”制度，后改“引岸”制度。除此而外，明中央王朝还对藏族僧俗首领施行了朝贡制度，这种制度又被称为“贡马赐茶”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出于明朝政治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其时汉藏茶马贸易的一个必要补充。清朝开国，“踵前朝故事”。及至乾隆时期，“茶马互市”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与茶马互市有相同意义，但贸易范围更加广泛、基本形式有较大变化的“边茶贸易”制度。边茶贸易制度的核心是改官营为商营；以“引岸”制度代替“榷茶”制；内地仍以茶叶为主要交易商品，此外，其他与藏族人民相关的生产、生活资料进入市场的比例大幅增加，而藏区输出的交换商品已不再仅限于马，主要是当地生产的皮革、药材、黄金等土特产品。边茶贸易制度一直实行到建国初期。
自宋朝以来，甘孜州就是从四川至康区、西藏的川藏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要冲地带。明初，从川西到康藏的川康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条从邛崃至名山、雅安、荥经、汉源、泸定、康定（藏语名打折多)，然后出关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进入西藏。从邛崃至康定段俗称“大路”，由此道进入康定的茶称“大路茶”。明际，黎、雅、碉门（今天全)成为川西茶马互市的最大市场，史书中有“秦巴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五千余里皆用之”的记载。明洪武年间，又开通了一条从碉门经泸定岚安、烹坝的茶马贸易通道，于岩州设市，置岩州卫，保护市易。川西茶马互市的市场从黎州西移至岩州（今泸定县岚安乡)。该道在历史上俗称为“小路”，沿此道运往打箭炉的茶称“小路茶”。明末，岩州市废，打箭炉市兴。人清后，打箭炉成为藏区盛极一时的汉藏贸易中心。同时也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中心，历代中央王朝治藏的重镇。
汉、藏之间以茶叶为中心的贸易在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是极其重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藏族地区对内地茶叶的需求量不断扩大，刺激了内地茶业兴盛、产量增加；服务于茶叶贸易的机构、人员以及运输力量等逐渐加大，服从于茶叶加工的其它行业得到发展；“茶马贸易是从事畜牧业各兄弟民族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马有销路，就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茶有来源，保证了肉食乳饮民族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茶马贸易带动了汉藏各族各类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使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互通有无、互为依赖、互为支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清代因内地名马甚多，马匹销路不广，停止了茶马贸易后，汉藏民间的商业贸易却更为发展和繁荣，大批茶叶和内地出产的生产、生活资料，如衣服、绸缎、布匹、酒肉、铁器、瓷器等商品都源源不断地运往藏区，藏区的土特产品，特别是药材和黄金等，大批销往内地，双方交换的数额远远超过历史上茶马贸易的规模和水平，从而使藏汉民族经济更牢固地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带动藏区发展
明代以前，茶马贸易的互市市场均不在藏区，各地藏族到互市市场进行交换，需经长途跋涉，加之藏族长期生活在气候高寒的青藏高原，难于适应内地的盛夏酷暑，互市时节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明代以来，随着贸易的增加，互市市场开始向藏区纵深发展。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在碉门设茶马司。洪武二十年 （1387年)，在岩州（今泸定岚安)设互市市场，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番蠲其徭役，专令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
清代以来，藏区高原市镇的发展规模和范围都有扩大。“雍正七年（1729年)，置打箭炉厅，‘为番夷汇总，因山为城，市井辐辏’，商务繁盛，为边茶转输西藏、青海各蒙藏地区‘出口总路，是以四方茶商俱聚于此’。藏汉间交易通过‘锅庄’为煤介。雍正至乾隆年间，打箭炉由十三家锅庄发展到四十八家……锅庄由待贡向行栈职能的转化，表明雍乾时期打箭炉商务已达到了相当规模。”汇集于打箭炉的藏商集团，除了今甘孜州内的土司商、寺庙商，还有今西藏、青海、云南和四川木里的藏商集团；汇集于打箭炉的汉、邛、蒲帮，雅州帮等。据乾隆年间统计，四川的邛崃、名山、雅安、荥经、天全等县销往打箭炉的边茶总引额数达十万零三百四道，计约一千万斤以上。民国时期，每年引票销售量均在十万张左右，其中最低额年份亦在六万九千多张。
在甘孜州境内，除打箭炉外，泸定也是历史上汉藏贸易的一个重镇，它包括今泸定岚安、化林坪和泸桥镇。化林坪虽来曾设互市之所，但为“自磨西面渡沈村，逾飞越岭至黎州”之“茶马互市”要道上的重镇。故清初“设汛于此。康熙二年，改汛为营，设守备一员，标兵一营。三十四年添设参将。四十三年改营为协”。据任乃强先生《泸定导游》载，化林城原建时，有六街大道及城垣，环城筑有营房，城内有商肆、都司署、关帝庙、城隍庙、安抚使署、千总署、土地祠、川主宫、金花庙、青山排闼坊、果亲王诗碑等建筑。果亲王于雍正十三年（1735）从泰宁返京时过此曾提诗曰：“泰宁城到化林坪，峻岭临江鸟道行。天限华羌开此地，塞垣宜建最高坪”。泸城镇的开发与繁荣则无不与汉藏贸易与泸定桥之建造有关，任乃强先生《泸定导游》记述：“泸定县治，旧称泸定桥，亦曰桥上。海拔一千四百公尺。明以前为“西番”村落，番名“阿龙”，属杂道长官司管辖。清初，从音译曰：“安乐坝”。今之安乐坝，其时与此河原相连。又其时川康间之交通分为两道，北自雅州经碉门（天全)严州（岚州)瓦斯沟人打箭炉。有时亦自岩州渡烹坝，由大冈人泸，曰雅州路。南自汉源逾飞越岭经化林坪、沈村、咱威、磨西面、雅加埂，为黎州路。中间唯自瓦角渡紫牛，为自南路斜合北路之小道。沈村、紫牛、烹坝三渡，称为泸河三要津，此外皆非冲要，安乐坝僻在一隅，无人注意。故西炉之役，全境骚动，独安乐坝无闻。炉乱定后，选地建桥，以通川藏。以其地名吉祥，水势平稳，遂勘安桥基于此。康熙四十五年桥成拨化林营兵戍守，设把总一员。桥头始有汉户，经营小贸。雍正六年，天全黎州皆改土归流，雅州升府，始设巡检于此，管理桥工水利、茶榷，及沈村、烹坝两驿站。始渐有商店成市街。其后屡因修葺铁桥，运矿开冶，且为西炉商贾，往来要站。汉人渐增，经商之外从事垦植。乾隆末叶，西陲多故，打箭炉市渐兴旺，炉之间货运日盛，桥之西端，脚店蔚起。嘉庆中，内地扰乱，川边矿业勃发，汉人赴边者多，泸定始有数十市户，亦皆农商兼营。其后天主教传人西康，教人引水灌溉，垦辟稻田，泸定地力大启，人口日增，化林与桥上，皆属汉人势力集中之地，百业渐兴”。
促进汉、藏文化交流
在历史上，川藏茶马古道既是一条经济路和政治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在这条古道上，藏族土司头人，高僧大德，汉族、满族、蒙古官兵，汉、，藏商贾，汉藏苦力背夫、驮脚常年往来其间。康定、泸定作为汉、藏民旅交汇的地带，随着汉、藏贸易的发展，带来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在康定这一汉藏贸易的中心地，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十分突出。风靡海内外的歌曲——《康定情歌》就是多元文化交融并存的结果：这首歌的雏形来自康定三道桥民间，属于流行于康定的许多民歌中的一首歌曲。在这首歌曲中，人们既能感受到藏族民歌的韵味，又能体察到汉族民歌的影子。集中地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升华的产物。入清以来，人藏和来康的文人雅士、官吏逐渐增多，来到康区，因事因景而感发抒怀之诗词、文章、著作渐增，并流行于世。例如姚莹的《康辅纪行》、查骞的《边藏风土记》、陈渠珍的《芄野尘梦》等著作。又如岳钟琪的《泸定桥诗》，刘赞廷的《懒兵诗》，康定头道水“小天都”瀑布的摩崖石刻及孙士毅惠龄、和宁等人的《咏小天都瀑布》诗等脍炙人口。此外，康定地名和泸定桥来历的传说中，既有汉族的传说故事，也有藏族的传说故事。时至今日，两种传说依然在民间流传，而无厚此薄彼之非议。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干、吴作人也曾到康定采风作画；著名民族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康区多年，为后世留下了不少著作；川剧表演艺术家陈书舫、舞蹈家戴爱莲等地曾在康定进行过艺术表演……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成为康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光点越发明亮。一首《康定情歌》和一座“泸定桥’’使康定和泸定两座城市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历史名城，成为甘孜州人文旅游资源最闪亮的品牌。川藏茶马古道文化在四川从川古的邛崃一至延伸到金沙江畔，其中康定、泸定成为茶马古道文化的核心区，汉、藏文化的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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