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马卫东 于 2014-8-26 12:34 编辑 第一篇 入警之初 有趣的公安学校学习生活
（1964年9月至1966年5月）
专门培养训练警察的学校——北京市公安学校的学习生活神秘而有趣。神秘，在于北京市公安学校所处的位置不是东岳庙，就是戒台寺，或是原国民党草岚子监狱，或是当时的劳改场所——北苑化工厂。神秘，还在于警察工作本身，警察真的是专门抓人的吗？真的像苏联克格勃一样神秘莫测？有趣，是在这些神秘的地方，所从事的神秘的警察的学习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件件一桩桩我从警之前闻所未闻更没干过的奇事趣事。像草岚子监狱内部独特建筑结构的真相；在东岳庙学习时的阴森环境与金信女副校长飒爽英姿传奇一生的流传；在戒台寺学习时发生的用水难、夜间上厕所难、夜里紧急拉练难、蝎子多奇特的昆虫多、义务劳动多、思家情绪重等困难；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劳动锻炼时创办《捷音报》的艰辛与快乐；在北苑化工厂，即后来的北京市公安学校学习时校内外环境的荒凉等等。
那是1964年9月我刚从北京市二十六中学（现汇文中学）毕业，由于家里生活困难，我没有继续升学而是选择了就业，又由于我各方面条件不错，父亲是工人出身的老共产党员，我是班里的第一任班长，于是我就被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选中，被吸收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正式工作之前我先到北京市公安学校第十七期学习培训。我们十七期学生有幸参加了北京市公安学校四个分部的学习。
（一）
我报到的入学地奌是西城区草岚子胡同一所门脸不大但院子很大很多的院落。后来得知，这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国民党草岚子监狱所在地。
据说刚解放时新成立的市公安局接管了这里，后来就交给北京市公安学校做为训练新警的一个分部。里面院子很多，一个小院接一个小院，足有十来个小院，每个小院都有七八间屋子，每间屋子里可摆放十来个床位，大多数小院的格局都是如此。如此复杂的建筑结构源于它的监狱建筑需要。
当时我们十七期学员共有190多人，分为二、三两队，我是三队5班的班长，当时三队队长李淮如（后来任北京市人民警察学院副院长），队干事李庆祥（后来任北京市人民警察学院院长），辅导员有王东岭、刘云美（后来他们都任北京市人民警察学院副院长）等。我们当时上的课不是侦察破案，也不是社会治安，而是参加工作的动机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学习方式采用两队一起上大课然后分班讨论的形式。老师们还现身说法，用我们现在学习的地点——原国民党草岚子监狱里彭真等革命先辈们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的英雄事迹启发教育我们，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极大震撼，我就感觉自己在学习前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教育活动很快就结束了，原来我满脑子想的是挣钱养家，现在想的首先是国家，我要做一名合格的忠实于党，忠实于国家，忠实于人民的公安战士。
这年十月我们朝气蓬勃地转战到公安学校校本部学习。
（二）
北京市公安学校校本部的地点就是现在朝阳门外的东岳庙。那时的东岳庙还没有对外开放，那是市公安机关的一部分，是不允许人们随意参观游览的。那里虽然是座庙宇但经过老师同学十几年的整修，已经初具学校的样子。庙里原有的神鬼雕像早已被人拆掉，原来供奉东岳大帝的大殿早就摆满了木椅，变成了现在的大教室。后院原本是放置“七十二司”鬼神的两层阁楼，已经变成学生宿舍。原来东岳庙的东配院,已经改建成学生军体训练场.。只有东岳庙里放置着赵孟頫等数十个历史上著名书法家字迹石碑的院落，给人以肃穆、神秘、荒凉的感受。深秋置身在这里，加上阵阵北风，这才有身在古庙之中的感觉。
我们就在这庙宇中开始了学习。
公安学校的校长是宋乃轩，是个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个子不高，五十五六岁的样子，平时不修边幅，胡子拉碴的，也不善言谈，经常见他趿拉着鞋在校园里散步。宋校长就给我们十七期做过一次报告，是我们刚到东岳庙校本部时给我们讲革命传统，讲延安精神，讲要把公安学校办成抗大式的革命大熔炉。总的印象是宋校长讲课逻辑性不太强，但是大白话，让人一听就明白。副校长金信是个女同志，她个子也不高瘦瘦的，给人以干净利络、和蔼可亲的感觉。每次在校园里遇到她，她都会以微笑回敬你的敬礼。她在大教室给我们十七期两个队上过课，同学们都反映金校长教的课实在、明白，没什么大道理却让你听得清楚印象深刻。后来在校本部待的时间长了才知道金校长是个传奇人物。据说解放初期她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外五分局局长，她经常身穿军装系着腰带，腰带两侧别着两只手枪，脚蹬皮靴骑着跨子，飒爽英姿驰骋在北京南城一带。时而出现在万人群众动员大会上，时而出现在公审恶霸的审判桌前······后来我在首都公安报工作有幸从解放初期的旧报纸上发现了好几篇报道，从不同侧面记述了这位女校长传奇动人的一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今回想起来仿佛就在眼前。
东岳庙的学习生活紧张而充满情趣，早上6点多钟起床除值班生留下倒马桶，打扫卫生，给同学们的洗脸盆和漱口缸倒满水，其他同学就出操练队列，跑步，然后是个人洗漱时间，7点开始吃早饭，8点开始上课，有时是两个队一起上大课，有时是一个队单独上课，还有时是以班为单位进行分组讨论。中午午饭后同学们自由活动，有的在宿舍午休，有的外出到附近商店买东西，我则在东岳庙的前院碑林中流连忘返，沉浸在赵孟頫等名家的精美书法艺术熏陶之中，有时一待就是一个多钟头。下午1时30分继续上课，傍晚5时30分下课吃晚饭，吃完晚饭后同学们都在学院内散步，到傍晚7点30分大家又开始上晚自习，晚9时晚自习结束，大家又开始紧张地洗漱起来，直到晚9时30分统一熄灯睡觉。一整天紧张的学习生活才结束。
公安学校的学习生活是清贫的但充满活力充满朝气。我们平时住校，只是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星期四早晨8时前和星期日晚9时前必须返回学校。同学们列队报到，如果谁没按时返回，等待他的将是队干事严肃的批评教育。在晚点名前，两个队的同学先列队拉歌，那场面那情景非常激励人鼓舞人。那时我们生活都很简朴，平时花销很少。我们的津贴费是每人每月23元钱，我每月交给母亲10元。在伙食上因我从小就不吃肉，素菜每个才5、6分钱，这样每月伙食费也就8、9元。剩下的就是零花钱，零花钱没什么可花的，我又不抽烟不喝酒，我就都攒起来，积少成多，几年下来我竟积攒了数百元。后来我毕业分配到宣武公安分局工作，每月工资34、5元，我每月交家里20元剩下的就是伙食费和零花钱，偶尔买本书买只牙刷、牙膏什么的，这样每月还能存上几元钱。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情，这就是我在公安学校时期培养的好思想好作风，直到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仍然很好的保持和发扬着这种作风。
（三）
第二年5月我们又转到北京市公安学校第三分部继续学习。
所谓第三分部就是现在著名的佛教旅游点戒台寺。戒台寺从一解放被北京市公安局接管就是市公安局的一部分，后来划归公安学校成了公安学校的第三分部。那时的戒台寺不像现在对外开放了庙宇房舍都重新装饰一新，院子里的花草也都像公园那样装点得阿娜多姿。那时的戒台寺倒像普通的机关大院，到处都收拾得干净整洁，但是大些房间里的佛龛佛像都还保留着。我们两个队的学生平时学习生活都在戒台院里，队部的老师则都在牡丹院里办公。戒台院是戒台寺里最大的院落，院子中间有一座高大的阁楼，里面就是闻名于世的戒台。院子的北西南三侧有几十间房屋，据说那是全国到这里受戒的和尚住的。
牡丹院是戒台寺里最精致最漂亮的小院，相传是当年乾隆爷住宿的行宫，里面种有很多牡丹，其中有几棵特别粗大据说那还是乾隆爷亲手栽的呢，有三百来年历史。我们刚到戒台寺时正赶上牡丹花盛开，红的、黄的、粉的一簇簇一团团，在我们眼前一亮。加上成群的蜜蜂和上下飞舞的蝴蝶，以及不时从山里飞来的薄雾，来到这里，仿佛来到了仙境。我就在戒台院西南角的五班宿舍里学习生活，过了半年多“神仙”的日子。
这段时间有很多故事至今难以忘怀：
首先是用水难。那时戒台寺里还没有通自来水，吃水用水都要到井里去打。水井在一进寺门左侧的小院里，水井很深，起码得有几十丈上百丈深，水桶扔进井里好半天才到水面，待水桶装满水也要摇好一阵子辘轳，才将水打上来。更艰苦的是挑水，每天早晨5点多钟值班的同学便早早起床帮助同学打好洗漱用水。挑一趟水要上几百个台阶，这可就不容易了。肩膀疼甚至麽破了这都是常事，最让人烦心的是挑着水桶上台阶既是体力活又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活，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同学过去哪干过这活？现在别说挑水桶上几百个台阶了，就是挑着水桶在平地走还走不稳呢。现在正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同学们早就把困难扔到一边，争先恐后去挑水。一趟下来经过几百个台阶水都撒得差不多了，大家就再来第二趟第三趟，直到给同学脸盆、牙缸都打满水。除此之外我们还轮流负责伙房、锅炉房的挑水工作，大家完成得都非常好。
夜里上厕所难。由于戒台院比较大，东西长近百米南北宽也有几十米，厕所又在戒台院东边一进门北侧的小夹道里，院子里有高大的戒台挡在中间，院子里很多房间都是出门看不见厕所，要上厕所还要走百十来米的路拐几个弯才到。白天去方便还好说，一到晚上特别是半夜去解手就难了。晚上熄灯前去虽然天也黑但大家可以三五成群一起去，夜里起夜就不同了，半夜去厕所不光天黑，赶上没有月光的日子更是伸手不见五指，加上四周出奇的静，有时还会从大山里传出野兽和野鸟的叫声，让人觉得瘮得慌，走在路上明明是自己的脚带出的声音却老感觉后边有人跟着你，时间久了半夜上厕所的人越来越少。为什么？原来晚上学习时喝水的越来越少了，夜里解手的也就越来越少了，这里的秘密就是大多数同学也都有夜里解手怕黑的念头，就干脆少喝水夜里不上厕所得了，只不过当时没人挑明罢了。
蝎子多奇怪的昆虫多。夏天到了，我们晚上在宿舍里开会学习都开着窗户，一会儿功夫灯下就聚集了数百只各种各样说不上名字的昆虫，其中有一种我们谁也没有见过，更叫不出名字的飞虫，它长有一寸五宽有半寸多，上身长有两只尖硬的钳子，浑身像穿了一层深褐色的盔甲，盔甲硬得出奇，有时它乱飞撞到玻璃窗上砸得窗子“当、当”响，就跟石头砸在玻璃窗上一样，后来我们就管它叫“铁牛”。还有这里的蝎子特别多。7、8月天气炎热无比，晚饭后同学们都三三两两在树荫下遛弯，也有的在附近较平坦的山坡旁的石板上坐着聊天,，聊着聊着手无意地将眼前的石板翻开了，两三只硕大的蝎子挺着带有毒针的尾巴快速向四周爬去，有的同学失声叫了起来“快来看呀这有蝎子！”在一旁遛弯的同学闻讯赶来，大家又把刚才坐过的石板翻过来一看顿时惊呆了，只见石板下又有三、四只大小不一的蝎子在四处奔跑······这里蝎子多的消息很快在校园里传开了，同学们休息时再也没人随地乱坐了。
夜里拉练。那时我们上军体课平时主要是队列训练、擒敌训练和枪械常识讲座，还有就是徒步拉练。拉练有时在白天有时在夜晚，时间不固定，平均半个月一次。白天我们拉练到过潭柘寺，夜里我们拉练到过山脚下的苛萝屯。负责军体课的老师叫马駪宇，40来岁，有些秃顶，前额像擦了油似地永远都是闪闪发亮。马老师精神抖擞成天穿着笔挺的警服，在我印象中他从未穿过便装。他脖子上老挂着一个警哨，只要一听到警哨响起，同学们马上集合。夜里拉练就是从哨声响起3分钟集合完毕，我们这支队伍便顺着山间公路跑去。跑一会儿走一会儿，我们这些男女同学没有一个掉队的。马老师和队伍一起跑，而且还要跑前跑后的照应着，还要“1、2、3、4”地喊着口号，一点儿也看不出40多岁的样子。拉练锻炼了我们的身体更培养了我们坚强的性格，为我们今后走上工作岗位适应艰苦的工作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
义务劳动。我们在戒台寺学习期间，一周得有一两天的时间是义务劳动的时间。义务劳动简单的主要是平整寺内土地、修建简易的军体设施，复杂的则是翻盖房屋等。半年间我们先后在戒台院西南角修建了乒乓球台，后来又在戒台院的左上方一座没人住的房屋前的空地上，修建了只有一个篮球架的半个篮球场，我们还清除了已成废墟的牡丹院南侧的万佛阁平台等。而最要技术的活是翻盖方丈院的房屋。方丈院在著名的“活动松”的右前方，是过去大小方丈住的地方，里面是大院套小院每个院子不大但院子非常多，一个院套一个院得有近十个院子，每个院子都有几间房子，整个方丈院就有好几十间房子。但方丈院已严重破损，房子东倒西歪，已无法使用。据说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开始翻修了，我们到来之后，在专门技术人员的带领下大家轮流到方丈院去义务劳动，一间一间接着翻修，到我们要离开戒台寺的时候，已翻修好了一多半儿的房子。看着一间间焕然一新的房屋，我们心里充满了自豪感和成就感。
望乡台。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长时间在古庙里学习劳动，平时很少接触外人，寂寞感便悄然而来，想家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特别是我们在戒台寺学习生活了四、五个月的时候，特别在女同学身上表现尤为明显。有些女同学刚从家里返回学校的前几天又说又笑，到后两天的时候人变得蔫了，也相互来往少了，更很少听到她们之间嬉笑打闹的声音。这时同学们大都自然而然地聚集到戒台院前“抱塔松”北侧的栏杆处，大家争先恐后向东方眺望着。原来这里是戒台寺的最北端和最东边，从这往东望去，山体都比这里低。朝东望去门头沟和石景山的街道仿佛就在山脚下，远远地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北京城里的街道，要是赶上晴天，万里无云，北京城区街道尽收眼底。同学们特别是女同学都站在这儿默默地张望着，寄托自己想家的心情。时间久了，同学们都管这块地儿叫“望乡台”。
（四）
这年12月我们结束了在戒台寺终生难忘的学习生活，集体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务工，体验工厂工人的生活。
在此期间我们和工人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从他们身上学到好多好思想、好作风、好品质，像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精神，同志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友爱作风，等等。这里就单说说我们在此期间创办《捷音报》的事。
那时已在队里建有团支部，队干事李庆祥是中共党员任团支部书记，我是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还有别的班的一名班长任组织委员。队部决定在二七厂务工期间由团支部创办并主编《捷音报》，以传达队里领导的指示精神，交流队里各班务工情况，表扬务工期间的好人好事，批评不正之风和不良现象。具体办报任务就由李庆祥和我负责。李庆祥负责整体策划和重要评论的撰写，以及每期稿件的审稿把关，我则负责一般稿件的撰写和刻写蜡纸、油印、发行等工作。几个月后李干事因工作忙常常返回学校，主编《捷音报》的任务就完全落在我的肩上，这也为我后来长期从事《首都公安报》总编辑工作打下很好的基础。《捷音报》8开4版半月一期。为了按时出刊，我经常加班加点工作，晚上挑着灯刻蜡版，早晨很早起床进行油印，当我拿着飘洒着油香的小报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第二年也就是1996年4月，我提前结束了在二七机车车辆厂的务工锻炼，也提前结束了在公安学校的学生生活，奉调到北京市公安学校理论教研室工作。
（五）
而这时的北京市公安学校校本部已不在东岳庙，而是整体搬到位于德胜门外马甸附近的北苑化工厂，一个原来劳改人员接受劳动教育的场所。
刚到马甸公安学校校本部工作，我的最初印象就是“远、荒凉”，那时北京还没有修二环、三环路，去马甸只有走德胜门外大街这条路。那时去马甸觉得特别远，从家里去学校要倒好几趟车，先倒车到德胜门再坐郊区车到马甸，下车再走一站多地才到学校，路上得用三个多小时。再有就是荒凉。那时北京城外也就是现在的二环路以外都还没有开发建设，出了德胜门不远就全是庄稼地，有的还是没人管的荒野地。公安学校门前是一条土路，土路前边是一片庄稼地，在最西边京昌公路边上有几间小房，有的是饭馆，有的是汽车修车铺，专给汽车补带、打气。学校里边更显荒凉，学校的中西部有一座破旧的能装2、3百人的大会议室，会议室的西北部有一座4、5层的旧楼，原来是劳改人员住的，现在改为学生宿舍。校领导和校办公室、理论教研室、业务教研室等都在位于校中部的一座小楼里办公。学校东部那是成片的菜地，有露天的也有大棚种的，四周则长满了野草。总之那时在我的印象里马甸附近的北京市公安学校是一座离城里很远，校园很大，又很荒凉的学校。
我就住在理论教研室下属的资料室里，每周回一次家。开始让我负责剪报和整理资料等工作，每天一上班我整理完理论教研室几间办公室的卫生，给各屋的暖瓶打满水后就开始工作。我先把资料室订的十几份报纸浏览一遍，找出重点文章按分类作好记号，然后剪下来分别放好待以后张贴成册。中午午饭时候到了，大家到食堂买好饭菜都打回到办公小楼三层西侧的小会议室里一起吃。年龄最大的教研室主任陈文松也就40多岁，加上几位40来岁的副主任，和我们这些20来岁年轻老师关系处得十分融洽，大家边吃边聊充满了和谐团结的气氛。有时我们年轻老师还接受一些业务培训，像写简报。我记得有一次徐尧副主任把我们三四个年轻的理论教研室的老师找到一起，让我们大家每人写一篇简报，在写前他先给我们讲解简报的写法，然后我们结合自己的工作开始写起来，当然，第一稿大家写的都不好，每个人都练习写了好几遍才像个简报的样子。我就这样紧张而愉快的度过两个多月时光。
在北京市公安学校学习期间，我们十七期学员基本上对公安学校的各个分部都学习过住过。但据十五期留校的老师讲，北京市公安学校在北京西郊木樨地中央政法干部学院大院内还有一个分部，这个分部也很大，他们十五期六百来个学员就是在那里学习毕业的。当时我没去过那里，也不知道中央政法干部学院是什么样，但仅就我去过的几个分部，就已经感觉北京市公安学校已经够大的了。
到了1966年4月因在北京发生了杨国庆砍伤外国人的案件，这是北京市解放以来发生的头一起中国人将外国人砍伤的恶性案件。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66年4月29日中午11时50分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安门大街路北的友谊商店内，一些外国友人正在选购商品，突然从门外闯入一男子，手持一把菜刀，见着外国人就砍，瞬时间已将一男一女两个外宾砍伤。商店工作人员赶快上前扶住外宾，并高声呼喊：“抓凶手！抓凶手！”歹徒这时已窜出屋外沿着东安门大街狂跑，那时的人们刚刚学习了雷锋，学习了王杰等英雄人物事迹，人们的正义感和责任心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人们都自觉地争先恐后地朝歹徒追去。这时迎面有一个小伙子见人们在追赶杀人凶手，就毫不犹豫地挡在歹徒前面，待歹徒跑过的一瞬间他一伸右脚，将歹徒绊倒，追赶的人们一下子将歹徒抓住扭送到东安市场派出所。经审讯，歹徒叫杨国庆，北京顺义县人，是个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家属，由于他对社会不满，从1965年7月起就策划偷越国境，刺杀外国人活动，杨国庆在审讯中表示自己这样做，“就是想让国家捅个大篓子，破坏中国的国际威望。”1966年6月13日杨国庆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北京市的治安状况引起市委、市政府和中央的高度重视，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市公安局决定让我们这些公安学校十七期的学生以及比我们晚一年参加学习的十八期五六百名学生全部提前毕业，毫无例外地分配到基层去工作，以加强基层的治安防范工作。我这个原本留校工作的“高材生”，也不得不随着大批学生分配到宣武公安分局工作。
从此我开始了我终身不悔、一往无前的警察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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