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马卫东 于 2014-9-1 15:12 编辑 二
（一）
我在预审科干了几个月后我被正式分配到分局治安科特行组工作。
特行就是特种行业的简称。当时管理特种行业还没有独立的部门，不像后来专门成立了特行科，那时就是一个组，但是这个组的权限还是比较大的，像全区大到饭店小到宾馆旅店的治安管理，全区印刷行业的治安管理，全区旧货信托业的治安管理等，都归特行组管辖。我的工作主要是查旅店。那时全区共有大小宾馆旅店一百多家，最大的要数前门饭店，最小的得说天桥的鸡毛小店了。小旅店就一层院落几间平房十几张床铺就睡十几个人，就跟解放初期盛行的车马店差不多。每家旅店都设有前台或经理室，客人住宿都要到前台或经理室去登记，待到晚上我们特行组去查店时，值班的服务员再将登记簿交给我们查看，并向我们介绍住宿旅客身上发现的可疑情况，我们再确定重点查问的对象。
我们特行组共有八九个人，大都三四十岁，像我这样不到二十岁的就我一个，组长叫张德森，四十多岁，半秃顶，为人和蔼可亲。张组长平时大大咧咧，没事儿的时候常和同志们打扑克牌，可一干上工作劲儿全来了。他带着我干了十几天，教我和几个旅店党支部和保卫部门建立联系，教我查店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以及查店中要注意的问题等。
我们每天晚上8、9点钟出发，也有晚上10点多才出发的时候，我们分成东、西、中三大组，每组2、3个人，出了分局大门三个组就分开了，我是东边一组的主要负责宣武区东部大栅栏、天桥地区宾馆、旅店的查店工作。我们出分局往东过南新华街顺着铁树斜街往东北方向骑，将自行车骑在铁树斜街东北口与大栅栏西街西南口交界处路北一家小餐厅门前停下，进餐厅他们每人买一碗卤煮火烧吃，我从小不吃肉，就买两个火烧就着不花钱的白汤吃，吃饱了我们就开始分头去查店了。
正常情况下如果没遇到什么可疑情况，第二天凌晨4、5点钟我们就可以返回了，回来后假如我们不太困就洗洗脸洗洗脚再睡，如果太困了什么洗脸洗脚就全免了而是躺下就睡，到早晨8、9点钟的时候我们被院里人们说话的嘈杂声所吵醒就陆续起床了。特行组办公室兼宿舍的位置在分局大院东北部三间小平房里，那里虽然离大院中心远点，但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人们正处于社会变动骚乱之中，大声说话吵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要是平时院里安静我们能睡到11点钟左右，现在那么乱就只能睡到8、9点钟，每天只能睡4、5个小时的觉。长期缺觉，当时年经身体棒没什么感觉，后来岁数大了心脏病、糖尿病就都来了，再后悔也晚了。
(二)
在我独自一人查店不久的一天夜里11点多钟，我正在大栅栏珠宝市一带查店，夏末秋初的夜晚天气格外清爽迷人，虽然已是深夜但仍有不少居民在大街门口乘凉聊天。这时我来到珠宝市路西一家旅店查店，走进营业室值班的服务员忙把旅客登记簿递给我，我认真查看着。这时有一个人的登记表映入我眼帘，只见上面写着：男，20岁，职业农民，从湖北省武汉市到北京探亲。我感到这个人有些可疑，就问值班的服务员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服务员告诉我说：这个人是有些可疑，主要有两点：一是他说他是湖北省来的但听他的口音不对，二是他说到北京探亲可又为什么不住亲戚家而住旅店？我思索了一下说：“走，咱会会他去！”
服务员打开那个人住的房间叫醒那个人，那人见我是警察马上从床上坐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我开始问话，“多大年纪？从哪来到哪去？”他说他叫某某某（具体名字已忘），20岁，从湖北到北京来探亲 。
“火车票让我看看。”那个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火车票递给我。我看了看车票上印着的从武汉至北京的字样，我又问道：“带什么证件没有？”
“我什么证件也没带。”
“别说的那么绝对，你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好好找一找。”我不容商量的说。他只得把上衣兜和下衣兜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我看见里面明晃晃的一大叠人民币。
“钱是哪来的？”我追问道。
“那是从家里带来的。”
“你们家哪来那么多钱？”那时人们生活都不太富裕，称钱的也不多。
“那是我打草挣的······不是······那是家里给的，让我探亲用。”
“到北京探什么亲？”我不动声色继续问道。
“看我叔叔。”
“你叔叔住哪？”我追问道。
“住在珠市口西大街某号（具体几号记不清了）。”他回答。
“为什么不住在你叔叔家？”
“我叔叔家房小住不开。”他答道。
“奥······他叫什么，户主是谁？”他随便说出个名字，我马上登记在案。我让服务员帮我看住那个人，我到营业室分别给他叔叔家和他老家所在地公安机关打电话，询问他叔叔的情况和他家里的情况，对方都说没有他叔叔和他本人这个人，我又叮问了一句，对方肯定地说没有他叔叔这个人也没有他本人这个人。这时我心里有数了，便赶回房间继续询问。
回到房间那个人已穿好衣服正坐在床边等我，“你得老老实实说，争取从宽处理。”我一进屋就严肃地说。
“我说的都是实话，没有一句假话。”那个人还在敷衍我。
“你说的没有一句实话全是假话！”我大声驳斥他，“你有叔叔吗？你叔叔住哪儿？我刚才已给管片民警打电话，珠市口西大街一带根本就没有你叔叔这户人，这是怎么回事儿？你给我说清楚！”我一连串地追问，使对方结巴起来。
“我······我······到北京是来玩儿的，不······不是找叔叔的。”他说道。
“那你是从哪来的？”
“我······我是从武······武汉来的。”
“你家是哪的？”我紧追不放。
“是武汉郊区。”
“得，打住。你说说你的口音怎么不是武汉的，像是湖南的？”
“我······我是湖南衡阳人，后······后来搬到武汉郊区。”他还在狡辩。
“住在武汉郊区哪？”我不容他狡辩，“还什么公社什么大队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都是一派胡言！”我停顿一下接着说：“你知道吗全国各地的人口都由公安机关管着，武汉也不例外，你家在不在武汉我一个电话打过去不就全清楚了吗！”
“是、是、是，我家确实不在武汉，我是湖南衡阳人，这次出来先到武汉玩后来又到北京玩。”我说：“好，你说的是不是真话我还要核实，你在这好好等着，我再去打个电话核实一下情况。” 我又向旅店服务员 交代了几句就去营业室打电话。很快拨通对方长途，对方说当地有这家人，但是这人因盗窃罪已被判刑 ，最近听说他在劳改当中逃跑，我们正在协助抓捕他呢！我告诉对方此人已被北京警方抓住，请他们赶快来接人，对方连连表示感谢。
挂上电话我兴奋地赶回房间。服务员正和那个人聊着什么，我走过去大声说：“你的底细都摸清了，老实交代争取从宽处理！”
“我······我······”他还想抵赖，不想老实交代问题。
我严正告诉他：“你们住家驻地派出所都告诉我了，你现在坦白还算你主动坦白，如果你不说都是我们掌握的，到时候等待你的只能是从严惩处罪加一等！”
“我都交代，我彻底交代。”接着他一五一十交代了他的底细。这个人原来是湖南衡阳郊区的农民，平时好吃懒做盗窃成性，后来被当地公安机关抓住被判了几年徒刑，在劳改中因吃不了劳动的艰苦，就在一次劳动中逃跑了，他先在衡阳作了几起案子，后来又跑到武汉继续作案，觉得还不过瘾，就想到北京一边作案一边玩，没想到刚到北京就落入法网。
我马上向分局预审科汇报情况，值班科长同意将这个人送分局拘留。于是我让这人整理好行李，然后让他自己解开自己的裤腰带，脱下鞋子，叫他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提着自己的裤腰，脚趿拉着鞋子，让他跟在我的后面，我推着自行车让他走着上路了。这时，已是早晨6点来钟，天已经大亮了。
初秋的早晨天气格外清爽，街面上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只有赶早班或下夜班的人在街面上匆匆而过，街面上早点铺里有零星客人正吃着油条喝着豆浆，见我们从旁边走过，都手举油条或手端豆浆好像定格在那里似地好奇的盯着我们：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一个是警察一个是群众，都20来岁，警察骑着自行车，群众却自己提着裤子走，这一定是警察抓获的犯罪分子 。我看见吃早点的群众都在看我，我骑着车把腰板挺的更直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一个人亲手查获罪犯，那个高兴劲儿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来表达，我无视路人的旁观骄傲地挺胸抬头昂首阔步押解着犯罪嫌疑人走在大路上。
（三）
又过了几天是初冬的时候，我查店来到廊坊头条路南一家旅店，看过旅客登记簿后我问服务员发现什么疑点没有，服务员告诉我有两个人有些可疑。据服务员介绍，最近从东北过来两个人，一男一女三十多岁自称夫妻，但没有结婚证而且花钱特别冲，我说看看去，于是我们敲开了他们住的单间。
俩人已经入睡，“谁呀？”“我是服务员，公安局的要查店请开一下屋门。”磨蹭了好半天他们才把门打开。我进门亮了一下工作证说："我是公安局的，查旅店的。请问你们是从哪来的？”女的回答“我们是从东北沈阳那旮旯儿来的。”
“有车票吗？拿出来看看。”我接着问道。那个男的从上衣口袋里翻出车票递给我。我看了看，车票上印有沈阳至北京的字样。
“带什么证件没有？”我接着问。
“有工作证。”说着他们分别找出工作证递给我。
“带结婚证没有？”我又追问道。
“没带。”那个女的回答，“是没带。出来急落在家里了。”那个男的顺着那个女的话解释说。
“是不是你们都忘了，别着急你们慢慢找找。”我让他们把带来的东西都打开仔细翻一遍，我好乘机不违法地“搜查”他们，他们很不情愿地往外拿着东西。一边拿一边叨唠着：“说没带就没带，这多麻烦呀。”“没事，我不着急。”我一边说着一边用眼角四处打量着。
“没了，就这么多东西，你看没有结婚证吧。”那个女的侧身档住床头柜说。
“柜子里还有东西没翻到呢。”我用手指了指床头柜说。那个女的极不情愿地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手提包来。包被打开里面露出满满一提包人民币，人民币大都是十元面值的，都打着捆，足足得有好几十捆。
“有多少钱？”我追问道。
“8、9万吧。”那个女的回答。
“带那么多钱干吗？”我紧追不放。
“出来玩花着方便。”女的说。
“钱是哪的？”我穷追不放。
“钱是从家带的。”
我沉默了一会把服务员叫到一边，向他交代几句然后把那个女的带到营业室里单独问话。
“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我跟她好似随便但很认真地聊起来。她告诉我他们是哪年哪月结的婚。
“男方家里和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啊？”我又问道。她告诉我她丈夫家里都有什么人，自己家里都有什么什么人。我随后把她送回房间又把那个男的叫到营业室问话。
“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他把他们结婚的日期告诉我。
“你妻子家里都有什么人啊？”我又接着问道。他也把他妻子家里都有什么人跟我说了一遍。你自己家里都有什么人啊？他又跟我说了，我顿时心里有数了，他们根本就不是夫妻，他们各自说的结婚日期都对不上，说的对方家庭成员和自己家庭成员的情况也不一致，他们肯定是假夫妻。我又把他送回房间。
“你们在哪工作？”我突然问道。
“我们在沈阳某某厂（具体名字忘了）工作。”说着那个女的顺手把工作证递给我。我告诉他们我要跟他们厂核实一下情况，我让服务员在房间里盯住他们，我就到营业室打电话。一会儿接通了他们厂的值班员，我把这两个人的情况一说，对方马上告诉我厂里有这两个人，但他们不是夫妻是同事，女的是厂里的财会，男的是厂里的技术员，两人乱搞，最近，那女的挪用厂里的十万元公款后俩人一起私奔逃跑了，我们已经报案，沈阳市公安局正在四处通缉他们呢！我告诉他我们已经抓住这俩人，请他们通知沈阳市公安局让他们赶快到北京宣武公安分局接人。对方连说谢谢。
我回到房间只见这两个人正抱头痛哭，我说：“你们的情况我已核对清楚，你们······”我刚说半截，那女的就打断我的话说：“你别说了，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接着以那个女的为主男的加以补充，把他们在厂子里怎么不顾每个人的家庭在一起乱搞，又怎么不顾国家法律规定挪用10万元公款，一起私奔到北京游玩的犯罪事实，一五一十向我作了交代，那个女的痛哭流涕地向我说：“我们是主动坦白交代的，请一定要宽大我们啊！”我连忙说：“你们放心我会如实反映你们情况的。随后我向分局预审科值班科长作了汇报，幷特别说明这俩人态度比较好是主动坦白交代。他同意我将这俩人送分局羁押。此时已是第二天早晨6点钟了。
我一边安慰他们“一个人犯点错误并不可怕，只要主动坦白交代政府会从宽处理的。”一边让服务员去门外雇辆三轮车，一边让这俩人解开裤腰带，脚趿拉着鞋，等三轮车到了我让他们坐上车，我又让他们抱着行李，我骑车跟在三轮车旁边，快速朝分局骑去。
······
就这样我在特行组干了三年时间，共独自一人查获各类犯罪嫌疑人十多人。
在特行组最后一年即1969年我还到两个科帮助过工作，一是政保科，借调到科里侦查一起反动标语案；二是内保科，借调到科里负责帮助管理一段内部单位的保卫工作。在这两个科总共工作有半年多时间，直到1969年夏天全局老民警都被下放到社会上劳动改造，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来到公安局的二十来岁年轻人，也全部被从分局机关下放到最基层公安派出所去锻炼为止，我结束了在分局机关工作的三年多时光。
回想这三年多的时间对我一生来说都十分重要，首先，我明确了参加公安工作的目的不是挣钱养家，而是要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奋斗一生；其次，明确了要工作就要不怕吃苦不怕牺牲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第三，要有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那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每回加班加点完了，我们十几个公安学校来的年轻人骑上新配发的闪闪发光的飞鸽牌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兜它一圈，身上的疲劳就一扫而光，浑身顿时有使不完的劲儿。第四，懂得好多克敌制胜的好办法，特别是通过几年的查店工作实践，使我学到很多“平地挖饼”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方法；第五，要发挥自己的特长，不断取长补短，不断进步。自己文字功底比较好，就可以充分利用这点帮助大家抄写大字报、写黑板报、起草各种公文简报等。
我信心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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