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警日记》之一“分门别户”
本帖最后由 小镇警哥 于 2014-8-1 17:30 编辑
有一天，街道组长阿芳来找我，说：“我老公一直想跟你提个事情，但他又不好意思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们个忙。”阿芳的老公我知道，在家里哪轮得到他话事，这肯定是阿芳想出来的主意，她不好意思提，所以就把想法往她老公身上推。她想分个户，把老公、她和孩子们的户口从婆婆的户口里分出来，这样他们就是正宗的困难户了，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金了。
阿芳的老公在东边的巷子口摆饮料摊，快五十岁的人了，年纪比阿芳要大十来岁，人很胖，大圆脸，扫帚眉，厚嘴唇，这个巷子里的人基本上都认识他，“阿叔来一瓶冰红茶”“阿叔来一份报纸”，老人小孩都这么叫。所谓的饮料摊，就是一台冰柜和几把椅子，冰柜旁边立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凉茶 饮料”四个字，冰柜上还写着“公用电话”四个字，小柜子上放着台公用电话，他们还卖过一段时间的报纸，后来因为不好卖，就没有再摆了！
阿芳和他老公很早就起来摆摊的，阿芳负责外出跑货，老公则“主持”饮料摊的工作，从不去别的地方，只要我经过那里，就可以见到他，除了上厕所和睡觉，他基本呆在那里不挪动。巷子里的人也这么跟我说，说他可以整年呆在那里，很少见他到别的地方去。其实这样说是夸张了一些， 天气不好或者逢年过节他们不摆，男人要上楼吃饭，就会叫家里人来“顶班”，有时是孩子，有时是阿芳，有时是自己的老母亲。我感觉他们一家人都在围绕着这个饮料摊“开展工作”，饮料摊就是他们的“自留地”。
阿芳有时也去打点零工，她也很积极的配合社区干活，所以社区就让她当了小组长，这是互惠互利的事情，社区也帮了他们家不少忙，但这远远无法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老人治病，孩子上学，一家五口的吃喝拉撒用，还都得靠这个小摊维持。有一年，搞什么清洁工程，专门治理乱摆乱卖，美化市容市貌，他们担心这个摊给“工作组”端了，端了小摊就等于摊了他们家的锅，全家上下惶惶不可终日，最后是托了特困户的“福”，保住了小摊。
阿芳的老公很有意思，没有生意的时候，他坐得很端正，双手平放于膝盖上，眼睛盯着前方，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感觉是在发呆。他的行为和表现也比较异常，说话很慢，反应迟钝，收钱找钱都小心翼翼的，我想跟他交流，但觉得他总是在回避我，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一次还见到阿芳在那里埋怨老公这个不是那个不是，好像是来检查小摊的全面工作情况的，而且对工作情况十分的不满意。我觉得她的老公是太老实了，老实得像块石头，而且是个“妻管严”，可我的判断完全错误了，他不是老实得像块石头，他就是一块石头！
那天我去找阿芳，想掌握他们那栋楼的的流动人口情况，阿芳在电话里说自己很忙，正在外面跑货呢，要我找她老公就行了，她把出租房的情况都交给老公了。东边的巷子口离派出所不远，走几分钟就到了，男人没有生意，正坐在椅子上晒太阳，坐姿还是那么端正，旁边还坐着一位老人。他见到我，笑着说：“民警，你来了，在这里。”他从冰柜上的一本笔记本里翻出了一张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记满了房号和人名。这应该就是阿芳给我的流动人口情况，天气很热，我又要了一瓶冰红茶，坐下来边看边喝，发现了一户新来的流动人口，就想问问这户人的情况，谁知阿芳老公很想说却又说不出来，一个劲的朝我动嘴皮子，最后来了一句：“你...问她...吧！”
坐在一边的老人忍不住笑了，说：“年轻仔，这种复杂的问题，你还是问阿芳吧，他脑子不好！”老人边说边用手指指着男人的脑袋，男人不生气，一直保持"P"字型的笑容。主动承认自己脑子不灵光的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看他的样子又那么诚恳，不像是在耍我。老人告诉我，“阿叔”是人残疾人，有些先天性痴呆，“阿叔”很晚结婚生子，阿芳是他老妈从农村找来跟他结婚的，在城市里，像“阿叔”这种条件的，根本解决不了婚姻问题。
原来如此，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观察力太弱了，可“阿叔”收钱记帐还不错，这当然少不了阿芳的调教，我也觉得会加减乘除就够了，数学这东西，一般人数钱的时候才用得上，而且只是其中的一丁点知识，难怪现在有人要数学这一科滚出高考。相反，他的两个孩子机灵能干，当时还都在上小学初中，如果他们不辍学的话，现在应该到了参加高考的年纪了，不过现在靠读书来致富的事情是越来越少了，估计他们也逃脱不了只需要“加减乘除”的生活。
情况就是这样，按照人均可支配的收入，他们家属于贫困，应该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可我想得太简单了，我问过社区主任，只要家里有一个人有所谓的固定收入，就不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阿芳的婆婆是工厂的退休工人，是有退休金的，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可是不好意思，你们家不符合申领条件。
唯一的办法是给他们分户口，从户口管理的角度上讲，分了户就不是一家人了，把“阿叔”的户口从母亲的户口分离出来，独立成为一户，那男人家里就没有一个人有固定收入了，就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了。分户分户，分门别户，这是老话，但也是标准。他们家住的是八十年代建的那种小套间，跟良叔曾经住一栋楼。（良叔见《疑心生暗鬼》）一小个套间，怎么分？我开玩笑的说：“芳姐，要分门别户才符合条件啊，要不你们在套间里再开一个门，要是通向外面门才行哦！”阿芳知道我在说笑，她讲：“我们的套间本来就小，分不了，要么以后就不走正门了，从阳台搭个楼梯下去，这算分门别户了没有？”
他们家的情况我很了解，穷是肯定的，阿芳又是街道的组长，平时帮我作了不少的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我想来想去，还是给他们分了。户籍室的美眉也赞成这么做，多一个户号而已，改改户口底册，变更户口记录，不影响那里的人口管理，已经不是“以户管人”的年代了，现在户口管不了人，更管不了饭！
事后我曾问男人：“这最低生活保障只能领几个月，你几个月之后有什么打算？”他很“努力”的说：“我...最...记...得....你....帮...我...分...户。”这句话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不知道他心里的想法，不过打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操心过那里的流动人口登记工作。
到了年底，出了一件事情，他们那栋楼下的大电表箱被人撬了，几个住户的电表被偷走了，有人投诉到了所里，说管段民警不负责任，晚上不巡逻！我怎么可能每天晚上都到巷子里转呢？我家里的床还用不用了？领导批评了我。
可没想到的是，男人居然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他向那里的人表示，自己天天在门口，老婆又是街道组长，对这栋楼的治安防范是有责任的，是他没有尽到责任。他又叫来电业公司的人，把被偷的电表都补上去了，还请来电工，用大铁条把电表箱给封住了。这个办法虽然笨点，修电表时还要拆开，可效果不错，几天之后又出现了撬动的痕迹，估计那家伙尝到了甜头，又想再偷几个，可电表箱已经被铁条给焊死了，他没得逞。
直到我调走，那里也没有出现过撬盗的案件，我感觉是欠了他们两公婆的人情，我甚至羡慕过“阿叔”的工作，准时上下班，工作时间可以发呆，不过想到这背后的艰辛，还是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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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街道组长阿芳来找我，说：“我老公一直想跟你提个事情，但他又不好意思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们个忙。”阿芳的老公我知道，在家里哪轮得到他话事，这肯定是阿芳想出来的主意，她不好意思提，所以就把想法往她老公身上推。她想分个户，把老公、她和孩子们的户口从婆婆的户口里分出来，这样他们就是正宗的困难户了，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金了。
阿芳的老公在东边的巷子口摆饮料摊，快五十岁的人了，年纪比阿芳要大十来岁，人很胖，大圆脸，扫帚眉，厚嘴唇，这个巷子里的人基本上都认识他，“阿叔来一瓶冰红茶”“阿叔来一份报纸”，老人小孩都这么叫。所谓的饮料摊，就是一台冰柜和几把椅子，冰柜旁边立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凉茶 饮料”四个字，冰柜上还写着“公用电话”四个字，小柜子上放着台公用电话，他们还卖过一段时间的报纸，后来因为不好卖，就没有再摆了！
阿芳和他老公很早就起来摆摊的，阿芳负责外出跑货，老公则“主持”饮料摊的工作，从不去别的地方，只要我经过那里，就可以见到他，除了上厕所和睡觉，他基本呆在那里不挪动。巷子里的人也这么跟我说，说他可以整年呆在那里，很少见他到别的地方去。其实这样说是夸张了一些， 天气不好或者逢年过节他们不摆，男人要上楼吃饭，就会叫家里人来“顶班”，有时是孩子，有时是阿芳，有时是自己的老母亲。我感觉他们一家人都在围绕着这个饮料摊“开展工作”，饮料摊就是他们的“自留地”。
阿芳有时也去打点零工，她也很积极的配合社区干活，所以社区就让她当了小组长，这是互惠互利的事情，社区也帮了他们家不少忙，但这远远无法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老人治病，孩子上学，一家五口的吃喝拉撒用，还都得靠这个小摊维持。有一年，搞什么清洁工程，专门治理乱摆乱卖，美化市容市貌，他们担心这个摊给“工作组”端了，端了小摊就等于摊了他们家的锅，全家上下惶惶不可终日，最后是托了特困户的“福”，保住了小摊。
阿芳的老公很有意思，没有生意的时候，他坐得很端正，双手平放于膝盖上，眼睛盯着前方，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感觉是在发呆。他的行为和表现也比较异常，说话很慢，反应迟钝，收钱找钱都小心翼翼的，我想跟他交流，但觉得他总是在回避我，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一次还见到阿芳在那里埋怨老公这个不是那个不是，好像是来检查小摊的全面工作情况的，而且对工作情况十分的不满意。我觉得她的老公是太老实了，老实得像块石头，而且是个“妻管严”，可我的判断完全错误了，他不是老实得像块石头，他就是一块石头！
那天我去找阿芳，想掌握他们那栋楼的的流动人口情况，阿芳在电话里说自己很忙，正在外面跑货呢，要我找她老公就行了，她把出租房的情况都交给老公了。东边的巷子口离派出所不远，走几分钟就到了，男人没有生意，正坐在椅子上晒太阳，坐姿还是那么端正，旁边还坐着一位老人。他见到我，笑着说：“民警，你来了，在这里。”他从冰柜上的一本笔记本里翻出了一张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记满了房号和人名。这应该就是阿芳给我的流动人口情况，天气很热，我又要了一瓶冰红茶，坐下来边看边喝，发现了一户新来的流动人口，就想问问这户人的情况，谁知阿芳老公很想说却又说不出来，一个劲的朝我动嘴皮子，最后来了一句：“你...问她...吧！”
坐在一边的老人忍不住笑了，说：“年轻仔，这种复杂的问题，你还是问阿芳吧，他脑子不好！”老人边说边用手指指着男人的脑袋，男人不生气，一直保持"P"字型的笑容。主动承认自己脑子不灵光的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看他的样子又那么诚恳，不像是在耍我。老人告诉我，“阿叔”是人残疾人，有些先天性痴呆，“阿叔”很晚结婚生子，阿芳是他老妈从农村找来跟他结婚的，在城市里，像“阿叔”这种条件的，根本解决不了婚姻问题。
原来如此，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观察力太弱了，可“阿叔”收钱记帐还不错，这当然少不了阿芳的调教，我也觉得会加减乘除就够了，数学这东西，一般人数钱的时候才用得上，而且只是其中的一丁点知识，难怪现在有人要数学这一科滚出高考。相反，他的两个孩子机灵能干，当时还都在上小学初中，如果他们不辍学的话，现在应该到了参加高考的年纪了，不过现在靠读书来致富的事情是越来越少了，估计他们也逃脱不了只需要“加减乘除”的生活。
情况就是这样，按照人均可支配的收入，他们家属于贫困，应该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可我想得太简单了，我问过社区主任，只要家里有一个人有所谓的固定收入，就不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阿芳的婆婆是工厂的退休工人，是有退休金的，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可是不好意思，你们家不符合申领条件。
唯一的办法是给他们分户口，从户口管理的角度上讲，分了户就不是一家人了，把“阿叔”的户口从母亲的户口分离出来，独立成为一户，那男人家里就没有一个人有固定收入了，就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了。分户分户，分门别户，这是老话，但也是标准。他们家住的是八十年代建的那种小套间，跟良叔曾经住一栋楼。（良叔见《疑心生暗鬼》）一小个套间，怎么分？我开玩笑的说：“芳姐，要分门别户才符合条件啊，要不你们在套间里再开一个门，要是通向外面门才行哦！”阿芳知道我在说笑，她讲：“我们的套间本来就小，分不了，要么以后就不走正门了，从阳台搭个楼梯下去，这算分门别户了没有？”
他们家的情况我很了解，穷是肯定的，阿芳又是街道的组长，平时帮我作了不少的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我想来想去，还是给他们分了。户籍室的美眉也赞成这么做，多一个户号而已，改改户口底册，变更户口记录，不影响那里的人口管理，已经不是“以户管人”的年代了，现在户口管不了人，更管不了饭！
事后我曾问男人：“这最低生活保障只能领几个月，你几个月之后有什么打算？”他很“努力”的说：“我...最...记...得....你....帮...我...分...户。”这句话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不知道他心里的想法，不过打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操心过那里的流动人口登记工作。
到了年底，出了一件事情，他们那栋楼下的大电表箱被人撬了，几个住户的电表被偷走了，有人投诉到了所里，说管段民警不负责任，晚上不巡逻！我怎么可能每天晚上都到巷子里转呢？我家里的床还用不用了？领导批评了我。
可没想到的是，男人居然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他向那里的人表示，自己天天在门口，老婆又是街道组长，对这栋楼的治安防范是有责任的，是他没有尽到责任。他又叫来电业公司的人，把被偷的电表都补上去了，还请来电工，用大铁条把电表箱给封住了。这个办法虽然笨点，修电表时还要拆开，可效果不错，几天之后又出现了撬动的痕迹，估计那家伙尝到了甜头，又想再偷几个，可电表箱已经被铁条给焊死了，他没得逞。
直到我调走，那里也没有出现过撬盗的案件，我感觉是欠了他们两公婆的人情，我甚至羡慕过“阿叔”的工作，准时上下班，工作时间可以发呆，不过想到这背后的艰辛，还是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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